去年《英雄》首映之前，我曾写过短文《将“挠挠”包装到底》，用马三立那段著名的相声，以戏说《英雄》的夸张心虚。今年看张伟平因《十面》而每每愤愤不“平”，又让我想起侯宝林的另一段相声：话说当年慈禧驾崩，一切社会规矩都必须暂时改变，于是红鼻头染成蓝鼻头，唱花脸的必须改行，于是一个唱“花脸”的就改行去街上卖西瓜了，可毕竟舞台上威风惯了，突然世道变了，街头做小买卖心理上怎么也无法适应，于是整天拿着身段跨着台步，手握一把菜刀，横眉立目不平于当街之上。吓得周围人纷纷绕远躲避，一边还嘀咕
着“他……他……这是冲谁？周围没别人呀？……他这是怎么啦？
从去年张艺谋的“敌意”、“变态批评”到今年张伟平的“腰里揣副牌——逮谁跟谁来”，所以到现在我仍然还是没弄明白：他们……他们这是冲谁？他们这是怎么啦？是不是自己心里打了埋伏，就感觉身边周围到处都是阴谋呢？
《十面》公映前后，有很多媒体对张氏电影的大兴炒作多方提出质疑。甚至有人建议：如果能匀出些钱给那些年轻导演，不知道能拍多少部小电影；如果能从《英雄》、《十面》的高票房回报拿出点钱成立一个电影基金会，则善事大矣。
我对这两种说法都持有异议：大兴炒作是问题嘛？美国大片一炒高兴了，就来航空母舰甚至飞机什么的；而张艺谋拍电影赚了大钱，就逼他赈济别人甚至变成电影慈善家，这正是中国历来“贫富均天下”的观念在作怪。其实毫无道理。话剧《切格瓦拉》所以可恨，就在于它老在鼓动“劫富济贫”。
张伟平最近又有名言：说话要讲良心；而《手机》有一名广为流传的台词：做人要厚道。我正是基于这两点，才提出国产片的“信用”说法。大炒、爆炒又何妨？卖什么吆喝什么，不吆喝东西怎么卖？更何况二张按规模又是打造中国电影的“航空母舰”（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种萝卜”和“卖萝卜”的）。所以，我认为张艺谋电影今后的炒作，除了运作媒体之外，还可以开发别的炒作项目，比如制作各种与电影相关的纪念品、签名册等等。那才叫海、陆、空加满汉全席，而且还会得到相当的利润回报。然而在做这些爆炒之前，需要有一个绝对前提，那就是你要出卖的东西得是精品，先得货真之后的炒作才能算价实。如果电影本身是优质上乘，你就是炒到珠峰巅顶炒到布达拉宫，你就是把电影院附近的小店全包下来出售纪念品也没人会提什么异议。日本电影《追捕》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杜丘逃急了，飞机十分钟之内学会，真由美率领马队闯东京市中心还要“啦呀啦”唱一段，有观众反对嘛？没有！只会跟着这种合理瞎编的欣赏兴奋！
可问题的关键，就是张艺谋的电影信用不再，而且失去信用并不是出在今天。我们且看如下一段报道——
“轰轰烈烈的戛纳红毯明星秀终于落幕了，……《十面埋伏》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不同媒体有大相径庭的说法。……其实本届戛纳影展对于中国记者来说最有价值的两个报道主题是：王家卫的虚张声势和张艺谋的无言转变。可惜那些就事论事、有口无心的娱记们被星光闪花了眼睛，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完全忽视了上述两个最有价值也最耐人寻味的话题。今天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说张艺谋的无言转变。……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并不遥远的往事：1999年，也是一个春天，导演张艺谋致函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哥布先生，‘郑重声明’撤回参评影片，一时舆论哗然。当年在给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哥布先生的信中，张艺谋说，‘我决定将《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这两部影片从您那里撤回，不参加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我的这两部片子都是关于爱的主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阁下竟以‘政治’的理由对影片加以指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偏见......我决定退出是因为我对贵节珍视艺术的宗旨产生了动摇。’ 五年过去了，戛纳还是那个戛纳，张艺谋已不是那个张艺谋了。说起本届戛纳电影节，不仅宗旨和风格沿袭传统没有变，连组委会主席都还是雅哥布老先生，……可是张艺谋已经不那么愤怒了。张艺谋不仅‘不计前嫌’"地去了戛纳，而且......放映结束后，张艺谋出人意料地应邀参加了电影节组织的‘派对’，一直狂欢到早晨4点才回来。张艺谋的主动配合与热情投入由此可见一斑。”
这番回忆与评论，又让我想起钱钟书生前为杨绛的《干校六记》所写的“小引”，钱先生对于那些习惯于搞运动又特别善于遗忘的人这样感叹道：“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而今年《埋伏》自开拍伊始就“埋埋伏伏”躲来躲去一直到首映礼都不敢放片子，其对自家产品的不自信已到了何等程度？而连自己都对产品这么没信心，更何提对公众的“信用”？所以，爆炒不是问题，让有钱人济贫更不是道理，最大的“硬道理”还是要出电影精品而不粗制滥造和漏洞百出。
[“埋伏”内外的张艺谋]几乎所有内行专家和外行观众，都看出了《埋伏》的最大症结是出在了编剧的笨蛋上。就说那一曲没画面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我们也能从中听出一股由始至终的贯通气韵和音乐主题，而《十面》里有这样一股贯穿神韵嘛？根本没有。因此尽管导演竭尽努力补救，并有非常出色的武打设计和画外音乐来包装，仍然无法弥补剧本片断、游离、割裂的先天不足。举凡张艺谋先前的成功之作《红高梁》、《菊豆》、《活着》，先莫言、再刘恒、后余华；均非李冯、王斌可及其百分之一，然而却两年之内“近亲繁殖”《英雄》与《十面》。可即使如此，仍然没人会怀疑《十面》在画面、形式上都要比《英雄》简约而“好看”一些，可在这“好看”之后，电影还完成了其它一点什么呢？
就象一次怒发冲冠而另一次却笑容可掬，两下戛纳完全可以划分出张导演的精彩“变脸”一样，其实，从《英雄》到《十面》，张艺谋也在“肉喇叭”的高音炒作之后，完成了他自己无言的转变。只不过所有公众的注意力，都被张伟平的摇旗鼓噪给引了去，倒忘记了在所有“埋伏”之后的真正谜语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