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票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电影工作者会议上，再次把当年席卷全国的“中外电影票价一律降到5元”这一风波重新又刮了回来。
9月初，南京大幅调整电影票价，票价下降幅度将达到50%甚至更多，此举动在国内电影市场泛起阵阵波澜。
电影票价应该怎样定？
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的低迷，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目前电影票价过高也是造成众多观众远离电影院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毫无疑问，“电影降价”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使更多的普通百姓又回到了久违的电影院，更多的工薪阶层有更多的机会欣赏到好电影。
那么对经营电影的商家而言，我省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黑龙江省电影公司的总经理苍晓策是这样解答的：
4年前，四川一电影公司老总赵国庆曾发起电影票“5元风波”，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波澜。电影票降价，首先应有个前提———因地制宜，电影票价的涨跌也要遵循电影市场的规律，用“一切影片一律5元”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就拿我们省而言，我们的人均收入不能和北京、上海、广州相比，经济环境也就决定了我们的电影市场。我们花20万购买的片子，人家可能会高出我们两倍或者三倍。同样是东三省的辽宁，也会高出我们一倍，但相比处于边远地区的内蒙、云南等地来讲，我们也不是全国最低的。
苍晓策还讲到，票价应该是一个体系，应该是高、中、低档都有。不同影片应有不同票价、不同影院应有不同票价、不同时间应有不同票价、不同人群也应有不同票价。
作为艺术品的电影，其价格很难明确制定。票价又包含三方面的利益：影院、发行公司、制片方。票价不仅要满足影院经营的成本，还要让制片方有所得，只有形成良性循环，才会有利于电影的再生产。因此，一刀切的做法不仅伤害了那些花大力气改善设施的影院，更损害了大成本电影制片方的利益。电影票降价，观众大呼“赞成”
成都“电影票降价”是一种市场营销行为。既然电影是一种商品，商品价格就会有升有降，无可厚非。但电影既是商品，那么，普通观众对商品的价格就会格外关注。
就拿最近上映的《十面埋伏》来说，这部影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最高80元一张票，而在哈尔滨，《十面埋伏》的票价也是20元，两张票价是50元。
在黑龙江省高路局工作的郑伟对记者说：“记得当年看《泰坦尼克号》时，80块钱一张票，真是够贵的了，可还是一咬牙买了三张，240块钱差不多是我们一家三口半个月的伙食费了。这次全家人一起看《十面埋伏》只花了70元，花钱不多还活跃了家庭气氛，影院就应该这样薄利多销”。
电影票价当然不是拯救中国电影的惟一良方，但电影票价只有走近普通百姓，才有希望把已经远离电影院的观众重新请回来。有了观众，有了消费者，有了正常的消费需求，激活电影市场才能成为可能。降价，观众就能走进影院吗？
也许一开始，低廉的票价会让观众觉得是捡了大便宜，但过不了多久，他们便会习惯甚至于麻木。如果所看的电影不能令他们满意，即使只花了少许钱或者干脆不花钱，他们也认为不值，因为耽误、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而对于真正有价值的影片，观众即便多花一点钱，也会觉得物有所值而心满意足。
一位喜欢电影的朋友这样对记者说，他曾经是一位超级电影发烧友，尤其喜欢在影院里看电影的感觉，影院放映什么片子，他就去看什么，可以这样说，哈尔滨的影院都留有他的身影。但他现在宁愿在家看DVD，也不愿去影院了，为什么呢？是票价的因素吗？他给记者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位不愿意进影院看电影的人，“票价”和“影院的环境、配套设施”哪个是吸引你进来的主要因素，他说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会是后者。
记者的一位同行对于此事也有感触。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大连看了一场《后天》。外表看似豪华的影院，其实有多个小的电影厅，观众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风格的电影。干净、整洁的影院，舒适、宽敞的座椅，再加上并不昂贵的票价(20元)，这一切都让她深感到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如果我们也有一座这样的影院，抛开电影的质量问题，而“影院环境”也许就是能把观众拉回影院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吧。
背景
南京影院：大片实行最高限价
9月10日“江苏最大的电影超市”以投入运营为契机，大幅调整电影票价，票价下降幅度将达到50%甚至更多。
“以后再好的大片都不会超过30元，价格虽低，服务质量更高。”影城欧阳冲告诉记者。“给大片实行最高限价”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南京电影一圈内人表示，他们正要将这种方法普及到南京各大影院，因为这种方法会让更多喜欢大片的人走进影院，而不是看碟片。
关键词赵国庆
应算是国内电影票降价风波的始作俑者。2000年，当时身为四川峨嵋电影公司经理的他提议，为了激活中国电影市场、让观众重新回归到影院，把中外影片的票价一律降价为5元。一时间，成都大大小小的影院场场爆满，一句句“看电影了吗”代替了几十年的传统问候“您吃了吗”。这一风波也刮到了新疆、湖北等地，就在各地方院线也纷纷效仿的同时，一些电影制作公司、影片发行公司联名对此事发起了抵制，使得存活时间不长的“5元风波”早早的夭折了。 本报记者 胡百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