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的冬天，虽则不断地有寒流潜袭，但总的来讲，实在算不得寒冷。不要说筋骨，皮肤掠过的也不过如此。搅动寒流之手已是衰草残冬。
此时此际，欣赏了顾长卫的《孔雀》，2005 第一部有争议的电影。
没有想到，它竟然在这个不冷的寒冬中开屏绽放。
沉默依旧是故事的主旋律，但已可以触摸到地火的运行与奔腾。
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一个没有标记的时代。之前，可称为“大屠杀时代”；之后，可称为“大改革时代”。在大屠杀渐次死寂之后，在大变革尚未起步之前。边缘的冰块已经撞击和漂浮；大块的冻土已经酥裂并?醒。
大屠杀时代的色彩是红色与黑色的大块状，诚如纳粹屠杀犹太人，诚如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诚如文化革命中，红色风暴与黑色风暴呼啸于九州大地；大变革时代的色彩则驳杂、纷呈与多元。而这个没有标记的中间时段则基本呈混沌的灰色块，间或有着两种、三种靓丽色彩的跳跃，它们期待着更多色彩的渐变。
故事中的人物不具有任何符号特征，没有展现文革中任何一种典型群体——黑帮、五类分子、他们的子女、造反派、历次运动叠加的阶下囚；不是被批判者便是批斗者——不是身份群体与两端群体，仅仅是最底层的大多数，仅仅是沉默的古老东方壁画上的一个个原子。
父亲、母亲，小职员；女儿，街道厂的工人；弟弟，学生；哥哥，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脑病胖子，癫痫者。
这些卑微与软弱的生命。在大匮乏之后有着大饥饿的胃，贪婪地寻觅着吞噬物；叛逆的潜流已经在生命中流淌、运行，并涨满了胸膛、奔腾挣扎。对于年轻的生命，则又过早地发生了肌体的癌变，已经浸透了细胞，那分明刻印着前一时代的血痕。
姐姐的寻觅是主动的，她永远是爱的梦者，并且永远是挑战者。
她偷听手风琴中拉出的旋律——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拉手风琴的师傅触电身亡，为什么，没有交代，只是工友们把她扭打在地，“狐狸精”的嘶哑喊声起伏在车间里。她主动找了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小车司机谈对象，因为他可以给她调工作。后来结婚了，再后来离婚了；始终有一个爱她的，被人称为“流氓”的果子。
她做了一个大的降落伞，拴在自行车的后面。车穿行在胡同街巷中，灰色的天地中一大块蓝色在跳跃、闪烁，把胸膛涨得满满的。
然后又是那个灰色的长廊里，五把小板凳、一张木方桌，一家五口，五个脑袋，埋着头往嘴里扒拉着米粒的五张脸。
她让弟弟去买那个几角几分的粉红皮儿的小书：“性知识手册”，她躲在一边——那一幕挑战的刺激就像那一大块跳跃、闪烁的蓝色降落伞……
姐姐走在路上，直直地向一个吃包子的青年走去，“我知道，你一直爱着我。”那个人吃着包子，把孩子往自行车上一抱说：“您贵姓？”她回来告诉弟弟，“他说他一直爱着我。”这一幕给姐姐饥饿的胃和贪婪的寻觅作了很好的诠释。
姐姐骑着自行车，两臂张开着，大声喊着“啊——”，车后的降落伞哗啦啦地张扬着大块大块的蓝色。在灰色的胡同上方有一个自由奔放的天鹅。母亲突然拽住自行车，把降落伞踩在地上，姐姐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进了屋里——那要走过灰色的长廊，那里有五把小板凳、一张木方桌。
她去和果子要降落伞，果子让她去小树林，她真去了；果子不给降落伞，她说“你要怎样才给？”说完，一下子把裤子拉下来，站在那里，竟把果子吓傻了。
但是，姐姐无数次爱的挣扎还是错过了最爱她的果子。最后的婚姻已完全无意义，那个男人不是姐姐精神寻觅的交流者。在孔雀开屏的刹那，我分明触摸到姐姐寻觅的疲惫与依旧饥饿的胃。
姐姐的寻觅一路疾跑，向着一个又一个的梦；弟弟的寻觅则是不断地逃逸，向着现实的叛逆。
弟弟没有赶上破坏欲望大宣泄的文革，欲有着畸形的压抑。他恨从小就受到格外溺爱的哥哥，嫌哥哥在同学面前给自己丢人，对给他送伞的傻哥哥大声说：“他不是我哥哥。”并眼睁睁看着傻哥哥被同学揍倒在地，在雨水中滚成了泥巴人，在暴雨中他扭曲的脸上写着报复的快感；他让哥们穿上制服在同学面前大声喊着“弟弟”时，那么惬意，竟是另一种对父母报复的快感。最后他竟把傻哥哥床边的水杯里倒上了毒药——仅仅因为他被剥夺的部分的爱，他就可以对亲哥哥下这样的毒手吗？他并没有更多的失落，只是每次少分几块糖，他就可以把给他送伞的哥哥推出去，让同学暴打吗？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会知道，弟弟的童年没有安徒生童话，没有格林童话，没有美丽、没有爱、没有人，没有正常的空气、阳光、水；而是充斥着暴力、残虐，他一定看见过很多大人的无数次打斗，并由此播下了仇恨的种子。那是一道深深的生命划痕，他用来报复更为孱弱、被更多人歧视侮辱的哥哥。阴暗的生命划痕竟至如此惨烈——他还是一个孩子，就学会了弱者向更弱者的欺凌，这也是古老东方不断演绎的故事。
弟弟离家出走后有过同性恋，又带回来比他大的拉扯个孩子的女歌手。他是那么卑微、怯懦与阴暗，在和女歌手做爱时，只能恨恨地嘟囔：“我这身子不行，你得养我。”弟弟饥饿的胃填充了他的卑微、阴暗与怯懦。
妈妈、爸爸在夜里看见了弟弟放毒、后又被姐姐倒掉的那一幕。第二天吃饭时，妈妈当着全家人，用那包药毒死了全家最珍爱的野天鹅。
天鹅辗转、扭曲、痉挛，最后，修长的颈部无力地翻转了搭在背部。
整个死亡的过程一直在放慢、延伸、扩展，如同弟弟、妈妈、爸爸扭曲、挣扎、痉挛的生。死亡之完美映照着弟弟、妈妈、爸爸生命之残缺，这些卑微与怯懦的生命，这些被彻底扭曲的生命。
一切正常人都不正常，只有天生患脑病的傻哥哥是正常的。
到处被人欺凌、歧视，随意被人打骂、取笑，差点被亲弟弟毒死，却永远傻傻、憨憨。
“我不要换工作，连朋友都交不上。”“我要娶媳妇，要不，你们死了我怎么办？”
智障的哥哥和残疾的姑娘结合后开着街边的排挡，简单快乐地活着。
他没有饥饿的胃，没有贪婪的寻觅，正常地快活着。只有他看见孔雀开屏时憨憨的笑，给与明天一份干净的期待。
所以正常，是因为他最真实。而且不挣扎、不扭曲。
孔雀在最后的片刻开屏，在多色彩的张扬中恍惚着一种呼唤，虽然那么生涩与僵硬。
这个片子令人震撼的恰是，它用普遍性来表现典型性。
没有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没有古拉格群岛的囚徒，没有广岛的蘑菇云，没有文革中普遍的仇恨——仅仅是平淡得再不能平淡的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日子。卑微软弱的生命，以及他们饥饿的胃，以及看不见的大劫难之后的失落与疲惫。
看过后的压抑许久难以舒缓。一场大劫难后的生命畸变与心理阴影无形、亦无言地漫溢开来。这种残缺与扭曲也许将绵延几代人。生命的惨烈竟至于此！
也许，关于受难者与施暴者的脸在伤痕文学中已有过于纵情的描写，《孔雀》才用这样非典型的视角来表现更为普遍也更为典型的生命残缺。
这是我们未曾深刻思考过的文革后遗症，如同所有战争、所有大屠杀之后的生命残缺——所有的人都成为受难者与施暴者。
这是一个从灰色的混沌中挣扎着奔向多色彩的生命时段。
仅仅是，
一块解冻的浮冰，
一片甦醒的冻土，
在一个冬日的早晨。无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