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口述实录:去一个传说中的城市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21日15:13 新浪娱乐

  去年我拿到了韩国全州电影节一个叫“三人三色”的计划。刚开始事到这个计划以后,我自己也不大知道要拍什么。后来就突然想到大同。大同对我来说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每一个山西人都说那儿特别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我就想去那儿看看。而且当时有一个传说,对我特别有诱惑。就是传言大同要搬走,因为那里的煤矿已经采光了,矿工都下岗、然后正好是开发大西部,说要把所有矿工都迁到新疆去开石油。传说里那里的每个人都在及时行乐,普通的餐馆都要提前30分钟订好。大同跟我的家乡在一条对角线的两端,在人文的意义上,它和呼和浩特、张家口更加有亲近感,太原反而是一个太远的地方。这又是一个没落的城市,有文明古迹在证明它的古老。

  我带着对一个城市的幻想去了那个地方。去了之后、我特别兴奋,因为它跟我想像的没有区别。那些传闻给我的点点滴滴和我去了看到的差不多,惟一不同的是那个谣言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就这样被这个城币吸引。刚开始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

性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能感觉到那个空间里的人都特别兴苗,充满了欲望,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生机勃勃。

  我的焦点没有一开始就落在公共空间。开始我甚至想去做访问,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开桑拿,很多人晚上就在那里过夜,我想去访问这些不回家的人。后来放弃掉了,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人家告诉我什么,我也不需要跟他说什么,放弃所有的语言,看他的状态就足够了。这也是这个片子没有字幕的原因:你没有必要听清人物在说什么,他的声音是环境的一部分、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样子。

  后来慢慢地深入拍下去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气氛。我特别喜欢安东尼奥尼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进入到一个空间里画,要先沉浸十分钟,听这个空间跟你诉说。然后你跟它对话。这几乎是一直以来我创作的一个信条,我只有站在真的实景空间里面,才能知道如何拍这场戏,我的分镜头差不多也是这样形成的,它对我的帮助真是特别大,在空间里面、你能找到一种东西,感觉到它,然后信赖它。

  我拍了很多空间。火车站、汽车站、候车厅、舞厅、卡拉OK、

台球厅、旱冰场、茶楼……后期剪辑的时候,因为篇幅的限制,好多东西不得不去掉,我在这些空间里面找到了一个节奏、一种秩序。就是许多场所都和旅途有关,我选择了最符合这条线的东西。

  空间气氛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里面的联系。在这些空间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过去空间和现在空间往往是叠加的。比如说一辆公共汽车,废弃以后就改造成了一个餐馆;一个汽车站的候车室,卖票的前厅可以打台球,一道布帘的后面又成为舞厅。它变成了三个场所,同时承担了三种切能,就像现代艺术里面同一个画面的叠加,空间曾加2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纵深复杂的社会现实。

  这个电影就这样不停地在抽象,有一些情节性戏剧性的,我都全部把它拿掉了,一直到最后,就剩下那些状态,那些细节,我希望最后这个电影能吸引大家的就是那些面孔,那些人物。

  我是第一次用DV拍片。实践DV的过程和我想像的有些不一样。我本来想像可以拍下特别鲜活的景象,但事实上我发现最可贵的是,它竟然能够拍下抽象的东西。就好像人们都在按照某种秩序沿着一条河流在走,DV的优势是伽可以踏进去,但你同样也可以与它保持客观的距离、跟着它的节奏,沿着它的脉搏,一直注视着它,往下走,进行一种理性的观察。

  我们有很小的一个工作组。摄影师、录音师、制片,还自一辆车,早上起来就开着转,看到什么拍什么,非常放松,毫无准备地,探险式地,漫游式地去拍摄,我想DV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电影是一种工业,拍电影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工作,一个导演独立制片的方法也是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带来的捆绑和束缚。那种束缚不单是制片人的压力,电影审查的控制,电影制作方法本身也是一种规范,DV带给人一种摆脱工业的快感。在拍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先带我们去煤矿拍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出来以后,就是电影里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些人在等车。太阳已经开始下来,一下就有被击中的感觉。我就拍这个地方,一直拍,一直拍,拍了很多东西。当我拍那个老头儿的时候,我已经很满意了,他很有尊严,我一直很耐心地拍他,当我的镜头跟着他上了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就闯入了,我的录音师说我那一刻都发抖了。我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背景是非常平板的工人宿舍区,那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宗教感,就一直跟着拍;然后又有一个男人突然进入了,他们什么关系,不知道,最后两个人都走掉了。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每分钟,都是上帝的赐予。

  这也是这种制作方法给你的。我可以耗一下午,就在那儿一直拍。但如果是胶片,就不太可能拍到这些东西。你要考虑片比,差不多就走掉了。但现在我可以非常任性地拍摄,因为你任性下去的成本很低。

  但DV也有很多技术上的局限。我用的是SONY-PD150的机器,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它的焦点问题,它没有刻度,很容易跑,时刻得特别小心。另外外景的时候,在强光之下,色彩很糟糕,景深也不好,如果遇到一些发亮的线,特别是金属的横线,因为波形不同,它会有一些闪动,画面就不太稳定。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大家都谈这个问题,但谈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误解。我所谈的业余电影是一种业余精神,和这种精神相对应的是一种陈腐的电影创作方法,特别是电影制度,但对作品应该有非常高的要求。DV能够获得影像绝对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一个作者,并不能因为拍摄的权力容易获得,就变得非常轻率,就不会珍惜它。

  我九五年拍过一个纪录片(《那一天,在北京》),九六年的时候拍过,但是没有剪。在拍了两个电影以后再来拍纪录片,我发现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因为当你拿起机器去拍的时候,这个工作本身强迫你去见识那些没有机会见识的空间、人和事。我想一个导演慢慢地会有不自信,不是不自信拍不好,而是描述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你会怀疑:人家是这样想的吗?他的价值观,他想问题、处理事情的方法真的是这样的吗?我如果一直在那个环境里,我完全能设身处地地写小武,写文工团,但是隔得久了,我会不能确定,因为与他们的生活已经有隔膜。

  但是纪录片能够帮助一个导演摆脱这样的状态。当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被改变,求知欲越来越淡薄,生活的资源越来越狭小,纪录片的拍摄让我的生命经验又重新活跃起来,就像血管堵了很长时间,现在这些血液又开始流动。因为我只能够设身处地为自己的角色去寻找依据,我又回到了生活的场景里,并从那里接到了地气。

  (张亚璇根据贾樟柯口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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