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脸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半边脸是肌肉抽搐的魔鬼。”这句话形容的是如今被新闻记者奉若职业神灵的“普利策奖”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是两面人，其左脸，作为美国报界最有社会责任理念、最受人尊敬的报人；其右脸，作为“黄色新闻之父”，创造出大走刺激市场路线的都市报的雏形。但这位传媒先人没料到的是，一个世纪后，在商业利益和新闻准则之间，传媒的两面性拉扯得越发激烈。
回顾起来，有一些新闻事件也从某一程度上推进了传媒“贱行为”的递进：1997年7月，戴安娜王妃巴黎车祸身亡，罪魁祸首的狗仔队不仅没有逃之夭夭，还在现场抢到了震惊世界的头条新闻；1998年1月，互联网个体户德拉吉在网上揭开克林顿“拉链门”，把堂堂美国总统拉入情色新闻的头条，开创网络新闻切入并影响全球之先河；2003年5月，《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被揭发抄袭和编造了36则假新闻，把150多年神圣历史的殿堂报纸《纽约时报》的纯洁直接抹杀，后来他更出版回忆录《烧毁我主人的房子：我在纽约时报的生活》，可谓反省透彻；直到今年5月，英国《太阳报》头版报道萨达姆狱中内裤照，美国《新闻周刊》捏造古兰经被亵渎之细节，更是让传媒报道的道德尺度直接切入最底线处。
当年，普利策自认其新闻理想是：报纸要承担社会责任。然而，与普利策揭露社会弊病、提倡社会改革的高尚目标格格不入的是，为了吸引读者，赢得最大利益，他不惜大量刊登犯罪新闻、煽情新闻、黄色新闻，即所谓“煽、色、腥”新闻；尤其是在后来与赫斯特的疯狂竞争中，出现了严重歪曲事实，大量捏造假新闻的丑行。贬低者甚至还认为他是黄色新闻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普利策的一生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他的新闻实践有时忠实地履行了他的新闻思想，有时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违背自己的初衷。普利策此后设立美国最高新闻奖项“普利策奖”，或许正是他对色情、暴力新闻时代所作所为的深刻自责。
澳大利亚来的默多克把“黄色新闻”的衣钵在《太阳报》上充分而且符合时代精神地发扬：三版女郎的妙处自不必言，其头版新闻更是每每在乔丹(英国的那个)、查尔斯、唐宁街10号、足球宝贝和伊拉克战争中游荡，这份报纸更擅长新闻策划，以最令人想不到的方式炮制新闻：今年的查尔斯王子再婚前，他们派出记者冒充送货员成功渗入温莎城堡，后以头条报道婚礼有安全隐患——这类以身试“法”，亲自探路的特别报道方式在以前的新闻操作中并没有写入“新闻教科书”——它并非新闻自己发生，但也并非假新闻，“新闻”的确存在，只不过记者成为引爆新闻的人，这只可以表明在西方，新闻操作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年代：“贱新闻时代”的到来。
这类“贱新闻”的表征并不在于其是“假新闻”，更大的特征在于它的新闻操作手法的道德标准处于全社会道德水准之下，它们或透过趣味低下的报道，或以道德欠缺的新闻报道手法，或以刺激化、低俗化的新闻报道效果为准则。作为“黄色新闻”的阴魂未散，它本是西方新闻体系下的必然产物，但如今随着新闻报道全球化的推进和网络等新生技术的迅速蔓延，这类“贱新闻”开始在我们的中文媒体中蔓生。
现在的焦点在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传媒往事似乎已在华文媒体上得到某种程度的移植，在一些电视、报纸、杂志、网络以及出版上，正呈现出低级趣味化、娱乐化、泛商业化的倾向。一味追求商业利益，罔顾新闻理念的最突出的例子，当数2002年香港《东周刊》杂志因公然刊登女星裸照引起轩然大波，在舆论和社团的压力下，杂志被迫停刊。但其实，处于低级趣味娱乐年代的华文媒体并非只有一个《东周刊》——太多出格的“贱新闻事件”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仅仅是这两年间，从“冯小刚住址泄露事件”到最近的“600明星电话号码公开事件”，从谢霆锋到赵忠祥，从杨钰莹到林志玲，从传媒词汇中的“街头激吻”到“假乳疑云”……其间的流变和纷繁在每日的娱乐新闻中都能让人分不清何年何日——应了一句“传媒是没有围墙的监狱。”这句话其实源自传播学导师麦克卢汉直切多媒体年代的名言：“照片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妓院。” 此话大可以送赠狗仔队们。
面对市场的压力、受众的趣味走向，在新闻资源有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家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正如狗仔队也许是竞争压力最大和最有职业精神的新闻从业员。这应该说是无可厚非，追新逐异本来就是新闻人的本能；但追新逐异有着一定的尺度和底线，而往往在谋求自身发展、谋求更大商业利益的背景下，这些既定的尺度和底线，也就是说新闻理念，就被或自觉自愿或不情不愿地抛弃了。其结果，就是报道重心向社会新闻、生活新闻、娱乐新闻倾斜，更过火的，则是不择手段地以色情、暴力为号召，刺激读者的感官。就拿《东周刊》来说，在封面刊登裸照、且是当事人多年前受虐时拍下的照片本已别有用心、违背新闻操守，而事后又推卸责任，辩白说是“基于传媒披露事实真相的精神”，这就实在是令人发指。一味向商业利益妥协，置新闻原则和职业操守于不顾，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媒体可以说是在“贱”字当头下失去了社会责任的立场、道德标准。
一边是道德与理想，一边是现实利益，普利策的两难困境，可以说是面对现实市场压力的传媒的写照。而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人必须在理想和现实利益之间进行博弈。
《纽约时报》的刊头上标注的报格宣言“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其间的“适合”一词值得让新闻从业人员在行事前考虑三分，如今，北京一份同样有理想的新报纸也有一句“负责报道一切”，是“负责”还是“报道一切”，同样值得大家思量孰轻孰重。文/谭山山 令狐磊 图—阿灿/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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