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进入寒冬的民间戏剧终于在11月11日迎来了《文化部、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这一文件的制定和颁布与7月份文化部有关放开演出经营主体所有制限制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相呼应，为民间戏剧团体的设立与演出撤除了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堪称一阵春风吹入了民间戏剧的园地。
然而，经过多年艰辛挣扎目前已经奄奄一息的民间戏剧界对此新政并未做出太大的
反响，各地文化行业主管部门对于如何推进新政的落实与执行也迟迟无人表态，这种冷淡局面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是戏剧界民间生态的凋零。
民间戏剧处境艰难近两年一直为业界关注，其濒临绝境的标志性事件是今年9月18日中国民间戏剧最重要的根据地、北京惟一民营剧场北兵马司剧场在运营四年之后宣布倒闭，而此前民间戏剧活动较为活跃的上海“真汉咖啡剧场”、永乐小剧场也早已陆续关门。
民间剧场的陆续倒闭与民间戏剧生态的发育不良息息相关，二者互为依存，没有了源源不断的民间创作，民间剧场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近几十年来，国内戏剧演出团体和演出场所改为国有模式，这一体制曾集大众之力创造了一些精品、培养了一些人才，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营剧院团的生产体制和文化部门对戏剧演出的管理模式改革步履蹒跚，落在了其他行业的改革步伐之后，模式弊端日异凸显。
其弊端集中显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剧院团的剧目生产仍以上级考核和拨款为主，剧团既不用担心经费来源也不用操心票房不佳，二是各个剧场的国营属性使得它们无需担心场地的维护及人员工资，绝大部分剧场租金高昂却常年累月空置，票价虚高且上座率低。三是不少文化财政支出被浪费在无效率和低品质的剧目生产、场地维护和评奖上。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毫无财政支持的民间戏剧创作者们，却不得不承受由国营剧院团抬高的场租、人工、舞美灯光、宣传等直接生产成本，在演出审批和管理上还要被主管部门“另眼相看”，更糟糕的是要面对冷清而成本高昂的戏剧市场。这些重负使得国内根本无法形成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戏剧团体，像袁鸿、尹涛、杨婷这样的民间戏剧爱好者们只能且战且退、一批又一批地前仆后继。在国有剧院团非常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民间戏剧生存极其艰难的根本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前者花着纳税人的钱却不必对效率和效益负责，而后者却要花自已的钱来支付同样的成本并承受全部的市场风险。
四部局的“11·11”新政也许是一阵春风，但要让民间戏剧团体和其他文艺团体的种子慢慢发芽长大，光有春风是不够的。要给民营文艺团体以真正的国民待遇，最重要的是重建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国营院团和剧场的生产管理体制不变、行政拨款和考核方式不变，国内戏剧市场的畸形生态就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
而没有市场的公平，就不可能出现真正公平和有效率的竞争，在畸形的戏剧生态之下，民营文艺团体连生存都无法保障，还谈何壮大呢？因此，如何改现行国有剧院团和剧场的财政拨款体制为受众平等充分竞争的文艺资助模式，在生产和管理的起点上真正为民营文艺团体创造国民待遇，才是当前文艺体制改革的要点所在。水晶（北京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