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媒体，还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郑克洪一致的看法是，说他是我国第六代导演中冲出来的一匹“黑马”，是新世纪中国电影的见证者和推动者。故事影片《沉默的远山》成为2005年国内外电影节上的新宠，更加确认了这一点。
在苦难和欢乐中完成精神上的高蹈之舞
在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多数人都是忙碌的。郑克洪属于多数人中的一个，长期以来，他致力于思考历史、现实、人、社会及其相关性，不断地浸淫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在苦难和欢乐中完成精神上的高蹈之舞。
他对中国历史似乎有先天的热爱，努力在浩瀚的历史宝库中寻找精神上的父亲，但却很少纠缠着所谓的历史使命感来故作姿态。或许一些镜头再接再励之后，艺术的理想正处于变化中，他更愿意以无限深情的“大爱”来服务人民。渐渐地，目光从遥不可及的高空自觉下移，投向身边的、自己熟悉的，又具有某种本土性、典型性和概括力的题材。正是那些普通的人和事，使他在镜语与现实之间树立具有现实意识的艺术精神。
《沉默的远山》主人公是中国西南高寒地区的一名乡村公务员，得知自己身患重疾之后他依然心存侥幸，寻访那些还住在茅草房里的贫困山民，帮助他们盖上新房。可是他却没有更多的时间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甚至连与家人拍张照片的时间也没有，然而这却是妻子和儿女最大的愿望……影片具有东方电影静默的魅力，最朴实的镜语体现了他独有的文化理念和民族气质。
或许可以说，不同的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视域、风格、气质及可能抵达的高度。他出生在三峡地区，对中国最普遍的农村生活很熟悉，因此，本片就很朴素、简单、直接，充分达到对人物、事件认知的真实性与准确度。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个由精神世界向现实世界不断打开的过程，而影片在充当先锋角色的同时，进入了民众的视野。
一个优秀的诗人
至少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郑克洪永远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在他眼里，抒情性绝对是对诗歌最为重要的认知方式和写作动力。对此，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表述。而作为不仅是诗人，更是电影艺术家的他来说，在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叙事能力，使我们定义他又有了一种新的根据，或者说给我们认识他带来了进一步的信心。
电影是以叙事性见长的，就是现在很多研究家在提出弱化电影的叙事功能，仍然不敢用夸饰、空泛的抒情之路来迷惑观众。叙事性对于电影的意义与作用正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本片而言，正是叙事手法的大面积介入，对事件细节进行近距离的冷静、客观的描述中，绝少诗歌般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过度夸饰，获得了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关怀，使之准确、深刻、清晰地写出主人公复杂的生命体验，以获得进入广阔的精神世界的通道。
首先，需要对影片中的叙事性本身进行进一步考察。叙事不是影片的目的地，只是故事向前运行的一种工具和策略。送煤、送肥料、照像，都是如此。叙事永远只是影片中的一部分，只是使之能更准确地界定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达到真实地与现实生活相对称的有效手法。当然不会象生活本身的实际进程完成自身。
其次，叙事的实际效果可能并没有预计想象的那么好。影片的长度限制了叙事的自由化，无所不包的叙述只会带来繁琐和臃肿。而对事件的精细化处理，仅仅选取了主人公一生中的几个重要段落，除了从事物表面获得简单经验之外，更能深入事件的内部及背面隐藏的真相。
第三，叙事与抒情在影片中并非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叙述的结果并非完全导向反抒情。叙事与抒情所占份量的此消彼长，不会只发生在这二者之间，还会有虚构、音乐、意境(如雪山)及其它策略的不断搅和。显然不能认为影片没有抒情的影子，相反，充分利用诗人的特权在影片中留下了大量的情感倾向的痕迹，于不动声色中将真实的故事推向了深远的诗意之境。甚至我以为，本片可以说是在更强调抒情性中走向了朴素、结实与成熟。从一个被认为比较功利的角度出发，不知道自己的天平是否已在向影片的抒情性倾斜。如果是这样，显然更加不是他的初衷。
在影片中，郑克洪对叙事性的关注和传达，使我们在认识中感动。
本文的确是为了满足民众见证的迫切性和愉悦的迫切性。
请继续相信，他永远会有好消息告诉我们。胡翔/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