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度文化回眸系列评论之大众文化
对中国在2005年的文化状况做一种总体性的评价，是非常艰难的。在这一年里，发轫于2004年的读经事件，及其带来的传统文化话语的复兴仍在继续之中，并且以人大国学院的成立、所谓“郑家栋事件”、祭孔等事件为轴心，展开同类话题的争论；教育领域，陈丹青的出走清华等事件再次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困境。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斑驳流动的
2005年文化景观。
而在这斑斓的文化镜像中，许多事件，即便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或者暴露出了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但也仅仅在特定群体中进行有限的讨论，相对于大众而言，仅仅是杯水中的风暴。真正在中国社会引起狂飙般反应的，是一连串的娱乐事件。在2005年，“超女”的兴起，一些网络符号的蹿红，甚至包括网络对“人大国学院”、“郑家栋事件”、祭孔的反应，都标志着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呼啸而来。
超女风暴
2005年年初开始的是“超女”风暴。湖南卫视举办的“超女”节目，模仿了美国电视栏目，在神州大地引发了一场不分男女老少的寻明星、选明星、追明星狂潮。
正如朱大可在《身体化、娱乐化和反智化———本土大众文化的三大态势》一文中评论“超女”所言，“平常的姿色、走调的歌唱、粗陋的表演、笨拙的主持人对白，人们对这些反智性事物已经视而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亲自参与偶像(呕像)制造的巨大快感，它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在全国传播，最终演化成了一场青春期文化尘暴。”
群氓时代
大众文化的兴起，在这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条件。在急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传统的乡村社群，固有的血缘、地缘共同体处于解体之中，栖息在以往共同体之中的道德，在这个激变时代已经越来越失去整合能力。而机械化、单调、异化的工厂劳动，则造成了毫无个性，处于心灵焦渴中的人群。人们是那样急切地寻找新的娱乐刺激点，以消遣多余的精力。于是每一个新鲜的东西的出现，总会刺激人们的神经，让人们有一个新的共同话题，新的共同笑料，满足大众娱乐的狂欢欲望。
在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学者与媒体的角色变得非常微妙。有责任感的媒体希望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充分反映舆论，扮演知识精英与大众的中介的角色，但是，媒体却又必须有商业的考虑，娱乐能够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使媒体赢得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严肃的媒体，也面临着进一步娱乐化的威胁。
大众对“超女”的集体狂热，显示出一幅群氓时代文化狂欢的景象。但学者却给予这一纯粹的娱乐现象一种普通公众无法想象的解读。事实上，在大众的眼中，这仅仅是个娱乐节目，他们热衷于投票，只不过急切地在新的娱乐兴奋点中寻找参与的机会。
郑家栋事件
今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宣布正式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儒家思想到底能不能称为“儒教”，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而所谓“郑家栋事件”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人们对郑家栋教授的大肆批评，折射了这个社会对儒学的普遍隔膜。郑家栋教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儒学研究者。中国学人对儒学的态度，在百年历史上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与挣扎。这种感情在郑家栋教授的《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有充分的表现。面对儒学在当下命运的尴尬，我们便不能继续把儒学视为一种教义，来要求儒学研究者按照儒学的教训行动，更加不能把儒学研究者的问题归结为儒学的问题。研究一种学说与信仰一种学说是完全不同的。公众可以谴责基督教徒不去做礼拜，说出违背圣经教义的话，但却不能谴责基督教哲学家对基督教的非议。
复兴儒学
近几年儒学话语的复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表态越坚定越容易出名，言论越极端越有市场。你提倡少儿读经，我就高唱“国教”，有人提倡中国本位，就有人把学者骂成“汉奸”，总之是比赛激烈，比赛极端，真正的文化建设，乃至社会建设的方案，则鲜有成果。
如果承认我们是现代人，那么，儒学对今天而言，鼓噪无济于事，儒学只能转化为一种可能性方案，方案意味着解决问题，解决身心安顿、文化认同、社会构建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首先理性地审思传统文化，从中进行吸收和消化。而后才能谈得上文化、社会建设。要看一个人是不是儒家，不是看他说了些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些什么。一个真正的儒家，首先必须将自己的人格树立起来。如果把“传统”泛化为一个现在仍然活着的道德符号体系，一些沉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人文精神，那么，无论是主张对儒学进行“即用见体”的陈明先生，还是在“读经”、“国学院”等问题上持质疑态度的袁伟时、徐友渔等先生，他们的身上，都体现了儒家经典所说的那种文质彬彬、知行合一、不忧不惧、己欲立而立人的“君子”品格。
2005年终将过去，而2005年留下的问题，终将继续，2004年开始的传统文化话语复兴，也尚未沉寂。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一个时代来说，福兮？祸兮？则看这个时代各种力量的努力。陈壁生(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