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的新理想主义--评《人类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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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孟梵

　　在经历了从《切-格瓦拉》到《圣人孔子》到《左岸》的艰难探索之后，张广天终于从评论界的话语含混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新近上市的《人类的当务之急》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而准确地看到，张广天真的如其己言，他算不上什么新左派。他一直倾心追求和打拼的，是一条个人主义的理想之路，他追求个人价值的极端比起自由主义们来要有过之而

无不及。如果一定要给他归派，那么他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他是新理想主义。

　　去年上半年，他上演了名为理想主义三部曲的三部话剧，惹得所有人都紧追逼问，究竟什么才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到底是格瓦拉的革命，还是左岸的爱情，抑或是圣人孔子的传统？显然，张广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自己和观众在这左右冲突中把迷失的自我找回来。不论是格瓦拉还是孔子，这样的理想都是别人的，在这个看起来理想真空的年代，摆脱他人的理想才是最大的理想。

　　张广天说：“究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人有理想，还是本世纪的人有理想？当然是本世纪的人有理想！80年代，17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分配前途总是优先考虑，大学生是社会的骄子，他们衣食无忧，可以终日无所事事地玩理想。而现在，教育投资都落到自己身上，学生们在沉重的负担之下和就业困难的危机中，甚至还考虑精神的出路，你说究竟是哪个时代有理想？”

　　张广天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即理想是在个人的选择基础上成立的。那什么是张广天的新理想主义呢？

　　在《人类的当务之急》中他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否定了五四以来，在貌似民主个性的口号下团结起来的集体理想主义，即为了个别人和少数人的追求而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我们不论是尊孔反孔，都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愿和思考，都是跟着潮流跟着时尚，人们在一个多世纪的挣扎中获得的是社会解放，失去的是个人自由。80年代似乎给人带来过希望，人们从文革的极端群众意识中摆脱出来，开始追求独立思考。但是，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文化革新一样把人带到了崇尚西方文明的洋迷信运动中。崔健音乐会的万人鼓呼和cctv春节晚会的全民观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差别，都只是从一种风潮倒向另一种风潮。这几年罗大佑的围炉音乐会和崔健的演唱会，不再出现以往的热浪场面，在张广天看来是好事。他认为，人们至少已经从大集体理想主义过度到了小集体理想主义，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可以参加的俱乐部也多了，人们渐渐开始有了自主意识。

　　张广天的这种乐观情绪，与社会上人们对红色经典的怀念，对80年代人道主义的回归，很不一样。后两者都是在无视当今生活、无视年轻一代选择的基础上，责怪理想缺失的牢骚，而他是肯定年轻一代的个人关怀的。人们从集体生活和追星热情中淡出，开始营造爱情生活的小蜗居，是对自我的肯定和发现，是通向个体理想选择的起点。人们不再捧别人的场，不再对群众性活动表现出热情，在张广天看来，是成熟的表现。

　　在书中，张广天甚至质疑柏拉图的理想国。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是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理想，而知识分子所谓的理想主义，就是这类牺牲个体和具体的专制的理想主义。张广天提出了新理想主义的四句口号，即“具体大于一般，自己先于理想，行动带领选择，目的服从手段。”这个口号，是具有极大哲学抱负的当代表述。从尼采之后，是对一切价值的重新评估；而这四句口号，是对上帝死了之后人成了上帝的回答。首先，具体和个体的极端放大，基本上就否定了一切哲学，成了反哲学；而行动和手段的前置，解决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困境。选择不是驻足不前，选择乃是做哪怕错误的推进。显然，这样的选择中有极大的绝望成分，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见这位被误读为先锋戏子的思想者的过人勇气。

　　今天，中国的经济

　　在结束本文以前，我想起曾经有人评价张广天的几句话，可以摘录在这里，作为一点深入了解他的备注，只是把下面的主语“戏”换成“书”就非常恰当了：

　　“对于想在张广天的戏里挑毛病的人来说，这项任务既轻松又艰巨，戏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攻击的皮毛和弹药；但真要从思想上击败他则非易举，因为显然张广天比大部分‘准备与他一搏的人’思想要勤奋和刻苦得多，知识准备也更丰厚。最重要的是，我想，他是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