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被刻意隐瞒的事情”
有人说，要搞清“同性恋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除非“异性恋是怎么来的”也要搞搞清楚。
《断背山》收获一大堆奥斯卡提名前几天，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在上海最热闹的南
京东路旁的一家酒店里开了3天关于同性恋“性·政策与法”的研讨会。会议上出现了不少来自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和复旦、北大的著名学者。法律学者贺卫方说，这次会议对中国和他的人生而言，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让他看到了“以前在世界中被刻意隐瞒的事情”。贺教授的同行，中国政法大学学者蔡定剑则坦白地说，在参加会议之前，他“对同性恋一无所知，跟社会的认识是一样的，比较妖魔化的观点”。随后，蔡教授提出了他的疑问：到底是怎么产生同性恋？
“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些人认为不重要，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常态婚姻的人会问这个问题”，蔡定剑说，“应该说(清楚)同性恋是自然的，还是变异的，变异又是自然的还是社会变异造成的。”
蔡定剑的话显然激起了座中的反弹，一位发言者说，要搞清“同性恋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除非“异性恋是怎么来的”也要搞搞清楚。而蔡定剑也针锋相对地说，要求解释异性恋的来源是同性恋者的“鸵鸟心态”。“一个社会多数人的行为，为社会规则。如果是少数人的行为要使社会规则认同的话，就需要解释……异性恋行为规则不需要解释。”
研讨会和《断背山》似乎是两码事。赫赫有名的大法官、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会上都在敦促同行发言要守时，根本没有提及美国大众文化的盛事。除了一位发言者把自己MSN的名字改写成了“李安和《断背山》是奥斯卡的大热门”外，如果要说两者有什么关系的话，只有以《Gay Newyork 1890-1940》一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最高奖项的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常希在回顾美国社会对同性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态度时说，“到(19)6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同性恋者的状况似乎不容乐观。当时普遍认为他们是破坏社会秩序和威胁社会团结的人。”常希说的这个不妙的年代，就是《断背山》的牛仔们在荒山野岭情焰高炙的时候。
“在中国和美国，所有性的问题，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在过去50年中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常希说，“作为最有活力的社会，这两个社会还会继续发生很大的变化。作为历史学家讲，我认为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不可避免的特征。”
多数时间，同性恋和异性恋学者们都在蔡教授提出的问题周围打转。
同性恋是怎么产生的？
同性恋倾向和行为能不能被禁止(或改变)？
试图禁止(或改变)同性恋的社会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同性恋的相关权利需不需要保护？
同性恋的权利保护需不需要事先确认它的发生是自然的？
同性恋权利在保护序列中是否要低于其他人例如民工的权利保护？
用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大法官柯比的话说，“澳大利亚全国上下”都知道他是同性恋者。这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同性恋者这次来上海，被会议的主办方邀请参观上海博物馆。在上海博物馆他看到了一件玉器，十分兴奋，回到旅馆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到澳洲告诉他的37年来的同性伴侣约翰。
“之所以一定要告诉大家他的名字”，柯比说，“是因为对于抽象的不认识的人，去讨厌他非常容易，但是要熟悉很难……澳大利亚过去实行一种‘白色澳洲’的政策，不允许亚洲人等移民到澳大利亚。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人，以为和我们不一样。这个政策已经取消了，但是问题还是同样的。”
被刻意隐瞒的事情
虽然蔡定剑提出“同性恋是怎么产生”应该成为首先研究的问题遭到针锋相对的反驳，但按照上海同性恋律师周丹在会上一再被引用的说法，如果科学能够证明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唯科学是举的中国社会就会扫清认同同性恋的障碍。但“同性恋是怎么产生”，却显然是个由来已久而缺乏定论的难题。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艾斯康列举了几种观点：“有些科学家认为，性取向是受基因的因素决定的，是荷尔蒙因素决定的。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是儿童时期，早期的发育因素决定，另外社会学家认为是受情境影响的。”他话锋一转，“无论是哪个学派，所有主流科学家都有共识：一个人并非像到南京路上选购衣裳那样，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取向。”
他应和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常希的观点，“我们不必先证实性取向是先天的，才可以立法保护不同的性取向。”
坐在柯比对面的常希，长着一副粉红面孔。这个低声细气的历史学家，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性别研究所工作。他叙述的历史真正称得上是贺卫方所说“以前在世界上被刻意隐瞒的事情”。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同性恋者的生活令很多美国人非常神往、非常感兴趣。很多异性的人会经常去同性恋者的咖啡厅，参加他们的舞会。”常希说，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开始对同性恋有敌意的情绪。法律禁止政府雇佣同性恋者，数千名同性恋者因此离开政府职位。警察开始拘捕大量的同性恋者，还取缔为同性恋者服务的餐厅、酒吧、夜总会等场所。
政府对同性恋者的迫害，激起了老百姓民众对少数人团体的憎恨的情绪。“也许最具悲剧性的是，这种憎恨的情绪导致了同性恋者与其家人之间产生了异化、对立，结果大多数的同性恋者由于面临极大的社会压力，决定冒充异性恋者结婚。”
1984年，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康岚刚从法学院毕业，在美国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当时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审一个案子，大法官的投票将决定一次同性恋性行为是否有罪。最后，最高法院否决了有罪指控。投出关键一票的大法官对其他法官和书记员们说，我并不担心同性恋者的歧视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同性恋者。但是后来发现，为他工作了35年的秘书，审判当日法庭的书记员、案件的辩护律师，都是同性恋者。法庭里一共坐着15位双性恋或者是同性恋者，许多是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我还记得大法官进庭的时候非常惊讶，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康岚说，“今天非常保守的大法官们，也是通过亲身的经历，认识同性恋者，知道他们是朋友，有的人还是有孩子的人。同性恋没有影响到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
康岚的经验似乎印证了常希的乐观叙事。到200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承认认识同性恋。这个数字较之15年前增加了25%。常希认为，一切源于1970年代以来的大公开运动。
“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同性恋者当中争论，到底公开自己的身份好不好？应不应该？……把自己如此重要的方面继续隐瞒，对于自己尊严很难忍受，也是很大的污辱。从历史的角度讲，他们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还受到其他变革(妇女和黑人民权运动)的巩固和启发。”按照历史学家的叙述，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在那之后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推动了美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但在李安的电影里，JACK正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同性恋行为被人殴打致死。
“美国同性恋者为实现平等和尊严的努力多种多样……最具影响力的做法却很简单，就是不要再去隐瞒同性恋的身份。”常希说，“大公开的运动对于美国如何理解和如何处理同性恋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家庭、单位、大学等等中有很多斗争和辩论，结果使一般人接受了同性恋者像任何人一样需要得到尊重和爱护的观点。”
各种各样的叙述之间充满罅隙。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电影导演的叙述罅隙大得填不上，一不小心就有人要掉进去，死在里面。JACK的死，莫非就是死在这样的罅隙里？
充满罅隙的讨论
柯比大法官意味深长地评价中国古玉“非常美丽，而且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仅仅是对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的灵性反映”，表达过对中国历史的敬意后，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可以分享共同的爱心以及共同的生活体验”。
事实证明，这种“共同的爱心”和“共同的生活体验”简练成学术话语后，产生了严重的语境错位。中国和西方学者随后的分歧也就不足为怪。
西方的学者恭喜了中国的同性恋者。因为在西方，常希所说的辩论至今还没有结束。在美国眼下争论的是同性恋者是否能够结婚、有没有婚姻权。由于反对同性恋婚姻权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这个宗教因素，同性恋者因此要幸运得多。
这种好心的乐观态度被中国学者当场奉还。他们抱怨西方同行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对事情做了过分乐观的判断。
虽然在西方，同性恋争取认同的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是同时进行并且构成了弱势人群争取权利的呼应，最终改造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中国，同性恋争取权益，相对于其他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显得无足轻重，十分边缘。诚如蔡定剑坦承，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推动宪法维权和反歧视项目，涉及到农民工的问题，城市拆迁的问题，关于性别的问题，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反歧视问题，但从未把同性恋问题考虑在内。
上海的同性恋律师周丹说，“我们经常听到，中国的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农村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工问题没有解决，妇女问题还没有解决，还轮得上你们的小资情调？你们很多人有车、有房、有钱，想想很多人还没有钱。必须把农民问题解决了以后，下岗工人不再下岗了以后，再解决你们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是，“反歧视本身有没有先后顺序？”
康岚几乎完全否定了常希的历史叙述引起的乐观情绪。“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周期性。在美国所谓基督教右翼作为政治势力的兴起，并且反对同性恋者的权利，这是比较新的发展。实际上对于同性恋者的妖魔化，同时对移民，特别是对阿拉伯人的妖魔化是同步来进行的。”这位斯坦福法学院副院长说，“我想说的是，进步未必是自然或者是必然的。美国总统说话经常前后不搭界，他说世界的潮流是不可逆转地向着自由和民主的方向进步，但是其实这种潮流可能会发生方向的转移。周丹律师讲到，有人说如果我们利用科学的手段证明同性恋是自然的，人们就能接受。我想也未必。在美国，也许中国更多的人认为，自然是用来克服和战胜的。如果说科学发现了同性恋是胎儿时期荷尔蒙分泌的影响，就会有人会想办法如何改变这种荷尔蒙的影响，或者去打胎。不要太乐观，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不要觉得科学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这样。” 撰稿/汪 伟(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