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知道陈凯歌要起诉胡戈的时候，我以为是假新闻。报道中说，陈凯歌针对胡戈制作的“馒头血案”作了“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的评论。我无法将这种在基本的水准线以下的话与陈凯歌联系在一起。
这是拍摄了《黄土地》、《孩子王》、《霸王别姬》和《荆轲刺秦王》的陈凯歌说的话吗？“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陈凯歌是如此犀利，岂会不合逻辑到这个地步？“馒头血案”也许无趣、也许无聊，但要说无耻，不是太牵强了吗？陈凯歌对胡戈作这种不着边际的道德判断，就不怕胡戈反过来打侵权官司吗？
当然，我很快就知道这不是假新闻了。一边是胡戈在放低姿态，表示今后再不“恶搞”；一边是陈凯歌高调进击，势要大奏凯歌，事情虽没有进入诉讼阶段，但随时可能起诉的架势已经拉得很满。
我收到一些建议，“写文章支持胡戈一下吧”，但我真的不知道从法律上讲，胡戈的行为到底是否侵权。有人就说，“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支持胡戈吗？”我说，“首先我并不是陪审员，即使我是陪审员，也得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作判断，而现在我并不知道诉讼的具体情况。”又有人说，“你不妨认为胡戈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进行了一次电影评论，陈凯歌起诉对自己作品的评论是不对的。”但我看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后，还是无法肯定那到底算不算一种电影评论。
尽管如此，我对陈凯歌要起诉胡戈并不是没有意见。这件事在法律上谁胜谁负我说不好，在道义上谁胜谁负却是明显的。如果陈凯歌果然起诉胡戈，那么无论法庭上是胜是败，道义上都将丢掉很多分。当《无极》公映后引出无数劣评时，我坚持认为，《无极》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中未曾出现过的一种类型，人物关系设计得很有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隐喻。我周围看过《无极》的人不少，评论明显两极，既有人视之为杰作，也有人说无聊之极。不管《无极》怎样，至少没有人对陈凯歌的为人作出否定性评价。《无极》的水平如何，是艺术能力问题；而陈凯歌怎样对待胡戈，是为人风范问题。
看到很多人对胡戈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近乎漫无边际的赞扬，实话说，我不以为意。“馒头血案”正如其主人所说，属于“恶搞”，带有明显的无厘头特性。它既“恶搞”《无极》，也“恶搞”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法治报道》。今天，这种“恶搞”游戏比比皆是，严肃已经被“装B”这样一种简单的否定性态度所嘲弄，几乎任何一种严肃的东西，都会遭遇“无厘头”性质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后现代性”在中国已被等同于周星驰式的搞笑。虚伪的正义堂皇招致人们的极度反感，而这种反感是如此强烈而普遍，以至于它不再认同有任何一种价值值得给以严肃的对待。“馒头血案”不过是这种“全无正经”的调侃风尚中的一个作品。
可以说，《馒头血案》虽然“恶搞”《无极》，但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无厘头作品。从法律上，它是否构成对《无极》著作权、作品知识产权的严重侵权，或许不无问题，但倘说它对陈凯歌的名誉、对《无极》的票房造成极大损害，可能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其影响力。很少有人会将“馒头血案”视为《无极》的简化版本，有多少人因为看过《馒头血案》而放弃观看《无极》，也很难说，至于陈凯歌的名誉，更不会有人用“馒头血案”来论定。请相信人们有基本的智力，不会把《馒头血案》等同于《无极》。如果有人拿《馒头血案》对《无极》开涮，也只是基于他染上了今日社会的“一点正经也没有”的风习，而并不意味着他真的认为《无极》是《馒头血案》拙劣的加长版。
老实说，如果陈凯歌要起诉胡戈发生在《无极》上映之前，我会以为是一种刻意的炒作。今日影视圈，“可怕的不是丑闻，而是连丑闻也没有的沉寂”，很多人因此在拍片过程中就开始制造各种新闻，以期引人关注。就《无极》来说，公映之前，已经有过起诉香港媒体的故事，得胜而还。前段又有过铺天盖地的造势，获得的关注已经够多的了。至于票房，据报已是国内外全线走红。陈凯歌要与一个无厘头青年兴起一场官司，能够对票房、对自己的艺术成就的认定产生任何良好的作用吗？即使是这样，一个社会名流要从一个小人物身上去赚回身价，也会令人感叹不已，何况如果真的有诉讼，那么除了使人看到陈凯歌正在丧失艺术自信，显示陈凯歌为人风度上的下滑，并不会带来别的什么东西。
陈凯歌竟然能够被胡戈惹得勃然大怒，与其说是胡戈的能耐，不如说是陈凯歌内心的挫败感在起作用。如果一个曾经从容、自负的艺术家变得躁急不安、锱铢必较，请相信我，他一定正处于艺术感觉丧失且无力改变的焦虑之中。我认可陈凯歌对艺术的这份认真，但不能认同他把焦虑转投到一个无厘头青年身上。(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杂文家)特约撰稿／刘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