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草地》导演出席广州“先锋光芒”电影展映，与刘德华合作新片只为“够娱乐”
2月23日下午，当导演宁浩在中华广场8楼电影城南都艺术影厅出现的时候，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天下午的“先锋光芒——中国青年导演电影展映(柏林篇)”放映的是宁浩的剧情片《绿草地》，上座率接近八成。虽然胶片临时出了问题，改用DVD放映，本来相当漂亮的画面显得有些灰蒙蒙，但观众仍然看得很专注，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在见面会上，有
观众非常激动，充满感情地对导演说:“我很喜欢你的电影，希望以后能在奥斯卡看到你的作品。”宁浩有点惊讶地笑了，静默了几秒后，他轻轻地对着大家说了声“谢谢”。
《香火》：以信仰为题
在和导演面对面交谈的时候，可以发现他对自己的作品每一个细节的安排都了然在心。他拍过的三部影片《香火》、《绿草地》和新作《疯狂的石头》，都由他亲自参与编剧，而且剧本细节丰富细腻，富有生活的质感，对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图片摄影而非编剧的人来说，殊不容易。
《香火》是宁浩2003年拍摄的本科毕业作品，在第4届东京Filmex 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大奖，曾在广州美术学院和中山大学放映过，学生反应热烈。
山西一个村庄小庙中的佛像塌了，庙里唯一的和尚为了筹钱重塑新菩萨像四处奔波。他先向政府要钱，但宗教科和文物科的官员互相推诿。向同门师兄求助，师兄劝他不如到自己庙里入股。和尚又挨家上门化缘，终于化到1500元钱，不想被派出所警察抓了起来，和妓女关在一室，“非法化缘”所得被没收。出来后，他看到街上有人算命，于是扮起算命先生，帮小青年骗女友，谁知流氓抢了他一天的收入。在无数次失败之后，和尚只好回家，这时一个开小三轮的司机请他为邻居久病在床的妻子治病，和尚声称有一串五台山大师开光的念珠，可消灾除病，要价3000元。拿到这笔钱，他终于为小庙塑了一尊新佛像。正当小庙重新香火萦绕时，县里来人通知为了修路，小庙必须拆掉。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香火》是一部很特殊的片子，像这样以宗教信仰为题材的电影，内地、香港、台湾都很少见。记得当时在广州高校放映的时候，学生们普遍感到新奇，有哲学系的学生特别喜欢。你怎么想到要去拍这样一个故事的呢？
宁浩:写一个剧本首先要考虑到选材是否有新意，要从哪个层面入手。我当时是想从社会层面出发去写一个故事，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信仰缺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其次，中国人对信仰的态度和西方人不一样，对中国人来说，信仰并没有融入到血液当中，更像临时抱佛脚。我恰好有个朋友是僧人，在他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僧人首先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以和尚作为引子，去挖一个社会的断面，看看不同的人在遇到信仰问题时有什么样的反应。
南都:在电影里，小庙所在村里的村民还很虔诚，经常到庙里去烧香磕头，但随着和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城镇，人们对待信仰的态度就越来越冷漠，这样的设计有什么意图？
宁浩: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如何教育这个僧侣。他开始理所当然地想到可以去要钱，然后去借钱，人家都不给，再去赚钱，又给人抢，最后去骗钱，他是慢慢地走到这一步的，而当顺应这个状况、采取了不大光彩的欺诈手段时，他成功了。但他心中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意义。当现实中新的佛像站立起来的时候，他心目中的佛像倒塌了。和尚这个角色本身就有矛盾，佛像一开始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一个代表信仰，所以他一定要找钱修复，第二是谋生的手段，修好才能把饭碗捡回来。但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意义，佛像只是一个饭碗。
南都:曾经有人质疑《香火》里的故事太过戏剧化，尤其是结尾，菩萨像被重新塑起来了，但庙却要拆掉。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结尾呢？
宁浩:因为这是个必然的结局，当佛像变成饭碗时，它真正的意义就消失了，所以它的毁灭是必然的，庙必须被拆掉。《香火》是个寓言式的作品，寓言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要给人明确的答案，不存在开放性的结局。和尚的故事可以引申到其他现实问题，人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当他达到目的时，也许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有人想当官，想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但当他真的做了官，他可能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
南都:有没有考虑以后再拍这类题材的影片？
宁浩:有可能，如果时机、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有个故事叫《双塔记》，也是发生在农村，讲一个农民为了致富把自家地里一座塔卖掉，还要运送出境，用什么“楼房平移技术”(笑)，更荒诞。
《绿草地》：一篇命题作文
《绿草地》是一部蒙古语儿童片。宁浩称它为“命题作文”，因为是电影学院一位老师请他拍的。最初的剧本被宁浩否决了，他自己写了一个故事，把背景放到了内蒙古。
牧民的孩子毕力格在小溪里捡到一个乒乓球，他和小伙伴达瓦、二锅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奶奶告诉他是夜明珠，但夜里它却不发光，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乒乓球，又从电视上得知乒乓球是“国球”，于是就想把国球送到北京，还给国家。他们骑马越过戈壁，望到的还是草原，最后疲惫不堪地被人送回家。毕力格、达瓦都想保管“国球”，最后小球被爸爸们一切为二，一人一半。毕力格和达瓦从此不再像以前一样在一起玩耍。达瓦跟着家人到别处放牧，临行前让二锅头将半个乒乓球还给毕力格。后来毕力格到城里读小学，偶然发现学校的体育馆里，球桌上蹦着的无数小球正是他的乒乓球。
南都:现在内地非常缺乏儿童片，为了扶植儿童片拍摄，国家还制定了补助计划，你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拍《绿草地》的？
宁浩:拍这部片其实也是为了尝试新东西。首先是如何把“命题作文”做好，做“命题作文”很重要的是看技术。《绿草地》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可以选择，故事就在那里，对我的要求是用什么语言表述去做到最好。其次，儿童片和蒙古语对我来说是两个大挑战，而且在内蒙古那样一个没有手机信号，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拍片，首先就为自己设置了很多障碍。我拍《疯狂的石头》也是一样的理由，想看看自己拍一部复杂点的娱乐电影能达到什么水平。到目前为止，我的每部片都是在学习，都是尝试新的东西，我不大喜欢重复自己。
南都:这部片子和内地以前的儿童片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小孩说的话，很天真，又很自然，好像没有经过雕琢的样子，比如说“电灯怎么会亮？是风吹亮的”，这是剧本事先写好的，还是小孩自己临场发挥的？
宁浩:大部分是事先写好的，临场发挥的很少。我觉得以前的儿童片有个问题，就是认为儿童该有一套儿童的思维，有一套儿童的语言，结果出来却很别扭。我写剧本的时候是尝试从孩子的视角去思考，虽然我是一个成年人，但只要仔细去揣摩，还是可以找到孩子们的逻辑，成年人和儿童都是人，并非一般人以为的那样无法互相理解。《绿草地》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有讽刺，比如靠近结尾的地方，一帮学校的孩子做天真状在台上跳舞，学生代表发言说“老师啊，您是我们的妈妈”之类，这都是大人赋予他们的、认为小孩该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
南都:拍《绿草地》时有没有借鉴伊朗的儿童电影？因为片子里孩子们那种自然淳朴的感觉和伊朗儿童片很相似。
宁浩:伊朗儿童片当然也有看，但没有说特别去模仿。因为伊朗片那种感觉是抄不来的，它总有神来之笔，而且传递的信息仿佛不在电影之内，而是飘浮在银幕之外。
问:这部电影在摄影上也有自己的风格，很多时候都用固定镜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镜头语言呢？
宁浩:这种摄影风格是到了内蒙古以后定的。开拍前我们在蒙古包住了10来天，整个草原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静”。草原的节奏很慢，天、草、羊是仅有的元素。那里信息极度匮乏，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隔壁的小孩搬小板凳过来坐着看我们，一看就是一上午，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是新元素。去蒙古人家里做客，他们会拿出剪报、照片招待客人，那些照片还不是他们自己的，有可能是捡来的。当信息匮乏到这种程度，我们能传递的就只有自然的安定和宁静。蒙古大草原只能是这种节奏，只能这样去拍。
南都:拍这部片时遇到什么困难吗？
宁浩:一言难尽。开始是资金出问题，没钱了，我们自己凑钱继续拍，拍到中间片子卖出去了，我们把收到的钱又投入进去，片子总共花了120多万，到现在都还没收回成本。接着工作人员跑了好多，又出了3起车祸，有一次整辆车翻进沟里，还撞死一个本地人。演员有的摔伤骨折，有的打架，把眼打肿了——后来一个小孩的爸爸要戴墨镜演出，就是因为眼给打青了；有时演员演到一半说不演了，因为旁边有人请他喝酒:反正天天都有新问题。我们还在草原上迷路，汽车抛锚，而且在草原上拍戏，什么都没有，要找根木头竿子，都要开好几十公里车。
南都:听起来完全不像电影本身那么平静啊！
宁浩:对，拍的时候非常困难，操作难度很大。
《疯狂的石头》：纯娱乐片
南都:能谈一下你的新片《疯狂的石头》吗？
宁浩:这是我为刘德华发起的“亚洲新星导”项目制作的作品。剧本是我和张承、岳小军三人合写的，目前该片主体部分已经拍竣，进入后期制作。这是一部以男人为主角、玩故事结构的纯娱乐片，希望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与观众见面(《香火》和《绿草地》都没有在内地公映过)。讲的是重庆一个濒临破产的工艺品厂，突然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为了让工厂起死回生，厂长于是想出宝石展览的主意。为节省成本，展览场选在了一间破庙里，负责保护工作的工厂保安处和窃贼不约而同都搬到离庙最近的地方，而看上破庙所在地皮的地产开发商，也请来香港国际大盗前来搅局。
南都:之前一直听说刘德华要加盟，现在还有可能吗？
宁浩:当时是刘德华自己提出的，但后来由于他拍《墨攻》受伤，影响了那部片子的进度，现在一直没给我答复，也没有说不来。
南都:《疯狂的石头》和你以前片子的题材和风格又完全不一样，对于拍一个纯商业片，有什么新感觉？
宁浩:对我来说，电影没有艺术与商业之分，只有好看和不好看。我要拍的是好看的电影。当自己有话说的时候，我会按个人想法去拍；当我没话说的时候，拍娱乐电影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够娱乐，这点绝不可模糊。曾彦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