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是个不擅言谈的人，我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辞职，但是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我明白了。我认为他说得比较真实，人艺的问题不单单是剧院的问题，人艺迫在眉睫的是体制改革的问题，仅仅用精神来拢住大家是不可能的。现在是物质的时代，是娱乐和超女的时代，人艺的精神是五六十年代的精神，而不是现在的。没有人只为了爱院精神、戏剧精神而排戏。所以，只有体制改革，保住人才，挖掘人才，人艺才能够立住并发展下去。但是人艺的体制改革问题不单单是一个人的能力的问题，需要有人真正关心人艺，并且能够有力量办事
的人一起研究和制定改革的计划。
私下里，大家已经习惯把剧院2楼以上称之为机关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剧院是一个大楼，以前从大楼的两侧和中间都可以进入，两边的楼梯可以通往办公的地方，中间的大门通往排练厅、化妆间和舞台，现在两侧的楼门被封死了，中间的大门设了一个岗，大家都要从中间的门进入。这样无论你去哪，都会经过排练厅，不熟悉剧院的人没准一不小心走到化妆间甚至舞台上去，这让人感觉排练厅是不重要的，“戏”不再是天。而机关，却成为了严谨神秘的地方。一个剧院成为机关不可能再有好的发展。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不只是一个因素，不是哪一个领导的责任。例如：我们演出一场戏500多元钱，除去税款还剩300多元，而演出票价280元一张，《茶馆》后来的演出600元一张，我一晚的演出不够请两个朋友看戏，如果说演员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演电视，演电影，可以靠这些给家人带来好的生活，为什么不能去？如果因此说就没有了戏剧精神，那是不够客观和不够理性的。以前的人艺有一批老艺术家，他们淡漠物质，单纯的追求艺术，那是当初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没有物质。
像曹禺那样的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现在没有好的剧本，没有好的更年轻的导演，如果没有林兆华这样的老艺术家来带领年轻人，剧院无从发展。好多年来，我们不知道剧院里管艺术的是谁，我们剧院没有艺委会，这是北京人艺最大的问题。很多年前，北京人艺的党艺委会是由于是之、林连昆、苏民、林兆华等诸多艺术家担任的，英若诚是北京人艺剧文组副组长，而我们现在多年没有艺委会。剧院排什么戏，哪一个剧本是好的，没人懂，不知道谁说了算，对剧本没有信心，好多好的演员不愿意回来参加演出，起用新的演员来担当主角，这样流失了一大批观众群。
濮存昕说得很实际，但是有一句话我看了后感觉很刺眼，他说了一句类似于剧院里倒是有一批满腹牢骚的大腕明星的话，剧院有很多问题存在，演员不能解决，只能发牢骚，难道有问题了发牢骚也不可以吗？现在不是不能发牢骚，而是大家应该坐下来，讨论如何解决问题，让有识之士出谋划策，看我们能不能向国际上一些大剧院借鉴某些经验，我们惟一不能借鉴的是人艺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应该在按照那个时代的形式向前发展。
现在我在排演《白鹿原》，剧院和总政以及地方上借了很多演员，我认为留在《白鹿原》的人还是有信心的，这出戏在艺术上还是有质量的。到底是哪里的演员演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留下来了，并且有艺术质量，林兆华借来了这些人，当初我答应他来拍这个戏，就不忍心说不来，我们对剧院都是有感情的，剧院是我们的第二家。林兆华一直很朴素，一心放在艺术上，这样的人很少了，我来演这个戏，有戏剧的精神，有朋友的友谊在里面，但是，靠戏剧的精神可以保住这一个戏，不一定能够保住所有的戏。
这次我呼唤给我们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一个可以做主的人，而不是我们倾诉完了，继续烦恼，而剧院问题却没有实质性的解决。宋丹丹（北京人艺演员）
（本文由宋丹丹口述，天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