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的一线主持人方阵正在重整队列；地方台主持人在娱乐节目和民生新闻中尝到了窝边草的甜头；总有新的主持人冒起，成为收视率英雄和观众偶像。
文/黄俊杰
在12英寸的孔雀牌黑白电视机里看过沈力、赵忠祥、敬一丹、白岩松、鞠萍、倪萍
的人，他们的
下一代通过ADSL上线在看吴宗宪、小S和汪涵。
2005年，老人们还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敬一丹谈到自己已处于更年期，录制节目时甚至发现自己只是值班表情，等着说“观众朋友，下期节目再见”。崔永元继续歪嘴并“生病”，窦文涛坚持不懈地耍嘴皮子，大哥李咏依旧穿着礼服耍宝，长得像你邻居的刘仪伟抓完锅铲又抓起美女的手，张越在《艺术人生》里坦率地对谢霆锋说不了解他，觉得他“这孩子真可惜”——假正经的主持风格受到抨击，更本色自然、重视观众的主持风格受好评。
2005年的电视新闻事件里，潜藏着一本主持人群体在中国电视历险中的生存手册。上有中央台的改变和困境，下有地方台势力崛起和草根主张,外有境外台的新观众开发，虽然既不激烈也没有革命姿态，但旧有的电视权力一再被挑战、被赋予机会，明暗升降、进进退退间，内地的主持人有的忙于挽救自己的艺术生命，有的偶然成为了英雄。
主持人荒
很难相信，中央电视台闹起了主持人荒，从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向200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推荐主持人和节目的通知》就可见一斑。
面对传媒的提问，中央台的“知道分子”有说法：文清认为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央视，去电视剧制作中心是属于央视的内部工作调动”；“暂别”央视的李佳明发言“在央视这样炙手可热的平台上，只有合适不合适，绝对不可能出现断档问题。再说，中国有句话是流水不腐，常变常新对于电视业而言也是正常现象”；李咏抗议“先别用老人这个词对付我，我告诉你们，央视的主持人在编的有四百多人，加上不在编的一共有五百多人，央视不缺主持人！”
在这次所谓的主持人荒“发生”7年前，有过许戈 辉、杨澜离开央视，在凤凰卫视许戈 辉年薪高达100万，杨澜自己创办栏目；3年前，有过亚宁离开《同一首歌》，现当上了央视电影频道总编室主任。再数，还有倪萍、赵琳、曹颖转行拍戏，周涛当上了奥委会新闻官。而为了实现自己“成为央视第一个双语综艺节目主持人”的理想，《开心辞典》主持李佳明也将出国读书。我们其实想问：都到中央台了，还走什么呀？
2005年3月，有人质疑中国电视主持人评选颁奖有问题：2003年8月底就已经离开《第七日》栏目攻读博士的元元，为什么获得了“2004年度最佳电视新闻评论主持人奖”？中国主持人协会副会长俞虹解释说：“本次活动的评委会在讨论评选结果时，已经预料到这个奖将会遭质疑。但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个奖颁发给元元，最大的理由就是因为她的特殊，在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却选择了继续学习。这个奖代表着我们对她敢于放弃的勇气的鼓励，并号召其他主持人向她学习。”
向元元学习？央视岂不闹更厉害的“主持人荒”？主持人出了名，得了奖，为了求得进境，有的退居幕后，走上领导岗位；有的激流勇退，学习、转型，进退似乎都和主持人的工作无关。白岩松说过，中国电视缺乏提升主持人的机制。从现实来看，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或许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一个不错的主持人，但是如何使之更上一层楼，能够持续活跃在荧屏10年、20年甚至50年，这是现有机制无法办到的事情。
当然，没有人会真的为央视担心，对于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来说，要它适应主持人，还不如主持人适应它。但“主持人荒”的说法让人看到了中央台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严格规定限制了主持人收入、压力大再上升空间小、以收视率定生死、新人上位难、节目形式和主持风格上过多限制等问题。在一边被人认为“主持人荒”时，没有李佳明的《开心辞典》的王小丫也声势浩大地招伴，从制片人郑蔚的话中可以看出，这和“闪亮新主播”不同，是有“央视门槛”的：“我们的前60名普通话不能有问题”，即使何炅和郭敬明要去，都要和普通人一样参加海选。
有人认为，处于中国电视顶端地位的老大央视的风气不够开放，那些未必有实际作用的纪律、标准等条条框框都有一种陈腐的姿态，不让步不灵活，也没有一个主持“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导致进的人不当主持，退的人也不当主持。对于那些有点古板的制度，也许只有《大宅门》中的老太爷白萌堂才能理解这种心态：“退一步？为什么要退一步？白家老号每进一步有多难，我凭什么要退一步？他就砸碎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不能退！”
去央视做凤尾，还是甘吃窝边草？
在2005年度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排行榜上，位居NO.1的李咏被人算出4.2亿元的品牌价值。央视对地方主持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每个人都知道，无论电视权力还是地域影响力，中央台的主持永远在上游。
早在2001年，央视就成立了《挑战主持人》栏目，吸收地方力量，以壮大央视老号的排队成名后备军长龙；而出色的省级频道、城市台主持人也时有中央电视台来当“两栖人”——江苏卫视的庞晔在央视主持《绝对挑战》，河北主持《超级宝宝秀》的方琼在央视主持了《三星智力快车》，“到中央去”比“到延安去”要让主持人激动得多。不过，对在地方大红大紫的主持来说，也有当凤尾的危险。电视学者李幸曾指出，央视自身的标准限制了许多新人走到台前，“这个不能乱发挥，那个要有大台的样子，地方台的主持人去了央视好多都不适应，过多的限制让他们无所适从，上了台就紧张。打个比方说，一个主持人的才力是10分，但央视就要你5分，而且要你在5分的前提下达到100%的状态，这自然成了横在许多想挑大梁的新人面前的门槛。”
当上了央视凤尾，主持人的收入也不一定就能提高。杨澜说过，“对于一个栏目或者电视台来说，主持人的个人号召力是最关键的。目前主持人的个人收入都是死工资，并没有与市场挂钩，与其品牌价值不成正比，造成了一些主持人靠‘走穴’来提高收入的问题。”和某些宽松的地方台相比，央视甚至连走穴都不给——早在1980年代，中央台就出台了不允许主持人参与商业活动的内部条例。2005年，传媒分析央视“主持人荒”时经常“势利”地加上重要一条：限制了主持的收入。
何况随着地方电视势力的崛起和境外卫星电视的活跃，对于那些蒸蒸日上的主持们，中央电视台已经不是唯一的道路。2005年参与主持《超级女声》的汪涵面对媒体问他是否会进军央视的问题时坦言：“我这个人没什么想法，湖南卫视现在的空间很好，领导对我们很不错，而且平台并不输于其他媒体。我在湖南自由惯了，主持风格随我自己的兴趣，多好。央视的框框太多，并不适合我。”
2005年，刘仪伟传闻因为普通话不好而要“下岗”，观众们就纷纷提出“保卫刘仪伟”。虽然后来中央台和东方卫视称媒体报道纯属瞎掰，但那些喜爱刘仪伟的观众，误以为普通话标准伤害了他们喜爱的主持人愤慨之余，也顺便用他的经历吐央视的糟：“刘仪伟曾经是央视的主持，因为普通话不过关最终来到东方卫视，并成名于此”。
也许这只是星火，但地方主持势力的跃进已经找到方向。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创造收视奇迹，广告收入更是突破亿元。广东三大本土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的《新闻日日睇》、《今日一线》、《今日报道》等民生新闻节目，让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只充当喉舌、花瓶、播音员角色的地方电视台主持，亦开始发现本地化带来的特别关注，享受窝边草的名利。一个没什么文化、不爱上网的、住在广州西村的师奶，可能不喜欢看中央台王小丫的《开心辞典》，也不喜欢凤凰卫视的《网罗天下》，对湖南台的PK也不太感冒，却会追看广州电视台的陈扬操着一口纯净亲切的广州话，唠叨些可能在隔壁那条街发生的蜚短流长。
格局：前方是观众新阶层，后方是电视新浪潮
中国主持人的进退背后，是电视格局的变化。
从成名主持人的发源地来看，2000年开始，中国电视就出现“一个西瓜(央视)，两个苹果(凤凰卫视、湖南卫视)，一地芝麻(地方台)”的格局。从主持人的类型来看，2001年，模仿香港《百万富翁》节目，《幸运52》、《开心辞典》带来了知性主持的风格；2003年，湖南电视台《星气象》节目体现了美女播报的暧昧；2004年李咏成为中央台的新台标，2005年“超女”带来的全民娱乐风潮，验证了电视全民娱乐经济的到来。如果说电视剧主要吸引的是家庭主妇、工薪阶层，那么早上的新闻节目、谈话节目、知识有奖问答节目、真人秀、不成熟的综艺节目吸引的则是偏向于少看或不看的电视观众的新阶层。
事实上，新阶层很可能就是要“砸烂电视”的人。对于晚上可能在酒吧和OT中度过的白领，忙于应酬的中产，利用网络下载和吸收资讯的年轻人，吸引他们中的一部分来看电视，可以让他们不致成为电视流失的资源，反而成为节目的新增长点。
在吸引新阶层的问题上，吴小莉、窦文涛、陈鲁豫、李敖、杨锦麟等“凤凰系”区别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气质和形象，依靠独特的文化磁场吸引了一批高端的观众；然后是草根的、直率的、甚至有点无厘头的湖南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湘、汪涵、何炅将更年轻的、喜欢热闹的观众拉拢了过来。看得更远些，还有香港无线《超级无敌奖门人》的曾志伟、《残酷一叮》的李克勤，亚视《百万富翁》的陈启泰，台湾的吴宗宪、蔡康永、康康、小S、黑人、罗志祥等港台的阵容。老实说，他们有时候有点贱，有点庸俗，但绝对能被那些热爱周星驰的叛逆青年喜爱和追捧。电视机的前方是这些被网络、MSN、视频瓜分时间的新阶层，也许，有人还是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认识《中国法治报道》的主持人侯丰的。于是，主持人容易红起来的发源地发生了变化，类型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总的来说，2005年，娱乐类、访谈类、新闻类主持人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有降有升，中央台、境外台、地方台的主持人有进有退，但主持人的迁移和起落是对电视权力的挑战和电视民主的培养，其背后推手是全球化，是市场化，是新电视经济时代的遥控器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