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音乐工作者去年在湘西土家族地区采风时候，听到当地的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首歌唱的是当年村寨里的男人跟红军走了以后，留下来的妇孺的悲情。当地村民的吟唱让这位采风人听得哗哗流泪。“太惊讶了！和它一比，我之前听过的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版本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只有华丽和技巧。”他对本刊说。
伍迪·格思里和王洛宾之后的事
在英语里，民谣和民歌是一个词，folk。虽然“民族唱法”声称自己唱的是民歌，但鉴于《马桑树儿搭灯台》那种情况的普遍性，可见“民族唱法”并不等于民歌；另一方面，民谣似乎只属于那些抱着木吉他唱歌的“通俗歌手”，至少“民族唱法”的人不会认为自己唱的是民谣。那么，“民族唱法”到底是唱什么的？3月14日，为什么不是“民族唱法”而是很多抱木吉他的人在纪念王洛宾？
王洛宾是让中国民歌现代化的第一人，他染指的民歌及创作作品有1000多首，1938~1939，是他的辉煌年代。同样在30年代，在大洋彼岸，我们可以看到王洛宾近似的对应物——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格思里也谱写改编过1000多首歌曲。“民谣在他手里形成了几个在后来半个多世纪里一直都没能抹去的特征：木吉它、叙事风格、切身的抒情，和苏格兰、英格兰移民带到美洲的传统民歌的形式。”(李皖《民谣三题》)产生于农业文明的民歌，在通过王洛宾和格思里的手心时，还带着一样的温度，然而在后面的岁月里，却发酵成不同的东西。
在美国，50年代开始，随着知识阶层的介入，民谣和城市文化衔接，特别是与更有力量的摇滚衔接后，表达民众之声的意味强化了，衍生出抗议民谣、城市民谣、诗化民谣等花式繁多而矛头直指统治权威的形式。而且在演进的过程中，民谣始终是多种音乐样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中国的进城民歌在1949年以后受到了非凡的礼遇，并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庙堂之音。它们也被介入，但不是被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而是被有知识没知识的权力阶层和少许西式发声方法介入。因此，在内容上，中国的进城民歌没有继续发展擅长表达民众之声的特点自然演变成现代民谣，而是直接被改造成政党谣；在形式上，又渐渐丢掉了民歌演唱的天真之气，变成了唱起来吃力不讨好的学院派假民歌，即所谓的“民族唱法”。“民族唱法”与政党谣的内容本质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除此之外，这种唱法无论对于农业社会的原始民歌，还是工业社会的市民之声，都是那么多余。
在与西方现代音乐30年的割裂之后，80年代的内地音乐人才开始接触到台湾校园民谣和西方的各流民谣音乐。在今天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民谣歌者看来，他们宁愿自己是1939年那位同样怀抱木吉他的洛宾老人的自然延续。
民歌是我们的回乡之路
王洛宾生前忆起他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曾学过一套书叫《世界民谣》，王记得老师对他说，一首民歌里藏着的历史文化胜过读十几万的文字，唱会了这几本民谣，就像周游了列国一样。
我们也曾有《外国民歌201首》，也曾有王洛宾、雷振邦，但是后来这些都失去了。王在敲打一些只知道学外国东西的音乐人时，说他们“忘了自己是吃炸酱面长大的”，但是这话对那些确实不是吃炸酱面而是吃麦当劳长大的新一代音乐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全球化正在夺去每一个人的家乡，当人们警醒于此的时候，蓦然发现，民歌仿佛提供了一条回乡之路。就像洪启在歌里唱的：“请允许我把你的故乡也当作我的故乡”，近几年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突然爆发的热情，无疑成为对所谓主流民歌的一种嘲弄，多年来它们唾手可得，却没法提供回乡之路。
无论如何，寻找真民歌的各种尝试正在展开。纵观近年广播、电视里新创办的民歌节目，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选歌标准，那就是“给我任何东西，除了‘董、宋、彭’。”
原生态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一方面，真正的羊倌、工匠，时不时放下手里的活计进城演出或录制节目，另一方面，城市里的年轻音乐人，有一些也靠多年的民间行走收集并演唱到原汁原味的民歌，像杨一、萧寒等人唱的老民歌，听起来就像隔世遗音。
然而民歌最终是用来哼唱的，而不仅仅是欣赏。多数原生态民歌虽能提供心灵慰藉，但却不适合跟唱。王洛宾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能把一个地方的民歌改造得让其他地区的人有跟唱的冲动，而又保持甚至增加原歌的神韵。传说中野孩子乐队曾翻唱过的20多首西北民歌，就具有这样的境界，但是除了一首《早知道》，其余的几乎没有留下声音资料。此外，洪启1997年按照苏格兰古歌的旋律填词的《红雪莲》，也纯粹符合这一规律。
在3月15日纪念王洛宾的演唱活动中，宁夏音乐人苏阳的一首《贤良》又给人带来了这样的惊喜。“贤良”本是宁夏民歌中一个原有的题材，苏阳的再造显得那么生龙活虎。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根源摇滚，但它更是一首活着的民歌，即便在苏阳自己的手中，这首歌也还在不断地变化。事实上苏阳近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宁夏各地采集民间小曲儿，重新整理填词，杂以方言。在他正在做的专辑中，有一半的歌大量使用了民歌素材。
在苏阳看来，“民歌没什么主流不主流，只有好听不好听。”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歌都已经唱过，“我们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把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再重复一遍。”
“美国音乐界流行一个说法，非洲的音乐资源已经被开发殆尽了，地球上最后一个音乐宝库就是中国。”(金兆钧《从花儿想起王洛宾》)对任何类型的中国音乐人来说，在创作上，民歌都是一条回乡之路。曹红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