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集电视剧《长恨歌》的录像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是去年的初夏。初一看，只觉得人物一个个面熟陌生的，话是我写的，总是听得懂的，可是，人又是第一次见到的，因此，总觉得有些错位。可等到看完全剧，我也不免心疼起来，那是因为和这些人物伴熟了，情感上就牵丝攀藤起来了。
对王安忆的《长恨歌》，欢喜的人，爱得要命；不欢喜的人，排斥得急。碰巧，我是
前一类。我觉得这部长篇小说的格局具有史诗性。上海倘若有感知，应该为有这部小说感到欣慰。多少的沧桑岁月，化作了这些洋洋洒洒的贴心文字，不感动也难。
描述上海的小说有很多。在有了张爱玲的描述之后，别人的努力就要费劲得多。许多人喜欢将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较。比过来，比过去，就是一样不能比：此上海非彼上海。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离开上海的时候，王安忆还没有出生。但是，葛薇龙、白流苏们的日子还在绵延。《长恨歌》里的旧上海只是引子，重心在1949年以后。所以，有评论说，“王安忆给张的人世风景赋予了当代意义。”
《长恨歌》的故事看起来世俗，无非是一个女人与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然而就在这样的故事里，寄托了宏大的主题。一个城市的前世今生，在风花雪月中显形，在柴米油盐中凸现。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并非歪打正着的偶然，而是王安忆在文学跋涉中经历千辛万苦之后的必然归宿。同时，亦是一个富于经验的作家老于世故的安排。
平素虽然和王安忆接触不少，但是，很少当面对她表示些什么。这次改编她的《长恨歌》，则是一个郑重的致敬。
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知道我决定接受改编《长恨歌》以后，不少朋友都担心：“这个活儿不好干。”王安忆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一种形式做得太彻底了，太纯粹了，改编成另一种形式就很难了。面对《长恨歌》这样一部形式上非常风格化的作品，的确会让人产生无从下手的困惑。
王安忆是抱着不妥协的决心开始《长恨歌》的写作的。小说从开头一直到最后，她都不断在制造着语言的峰峦，绵延不断。只有等你气喘吁吁地上了一个山头，你才会得到一片好风景作为犒劳。这样的文字，是一种纯主观的感受，要变成画面，变成故事情节，难。
小说《长恨歌》的人物，除了王琦瑶，别人都是她生命中的过客。四个与她关系密切的男人，断断续续地出现在她生命的不同阶段，这也给一个通俗电视剧的故事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王琦瑶的一生，在小说中摇曳多姿，可是，怎么把这个身世复杂、性格不流俗的女性，作为一个让一般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女一号人物，在荧屏上树立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起来，这么些困难竟是我一开始忽视的东西。
接受海润影视公司的邀请时，我首先考虑到的却是原作设定的人物关系，可以生发和填充的余地很大。王琦瑶的一生，她和四个男人的关系，是一棵枝叶茂盛的树，从哪儿看，都漂亮，还耐看。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反而把许多困难都撂在一边了。
几种功课
接受任务的时候，我已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浸泡了许多年。大概是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我和林伟平已经决定在长篇人物传记《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的基础上，撰写邓季惺的家族史，和《新民报》著名报人浦熙修的传记。为了这两本书的写作，我天南地北补充采访了几十位当事人，还大量阅读了有关中国近现代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资料和专著。现在，自己的书没有开始写，却是把这些努力都当成了改编《长恨歌》的前期准备了。
有了这样的理论准备，对我而言，《长恨歌》里的人物就不陌生了，因为他们的时代这几年天天都在我心里活动着，不觉得隔膜。
海润影视公司对于这部大戏，是很认真的。事先安排了好些采访对象，让编剧与之接触。这些“老上海”的回忆，增添了不少有意味的细节，更使我了解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许多隐秘的心思。
另外，我自己还找了一些亲朋好友，向他们讨教王琦瑶们的细节。现在剧集里的程先生“文革”后跳舞，当场从两只袖套里拿出两只还撑着弹簧楦头的皮鞋的细节，就是从我的亲戚那里听来的；老克勒他们“文革”末期在晒台上听唱片的细节，是从我过去的同事那里听来的；顾玛丽这个人物，是从我儿子的钢琴老师那里听来的。
电视剧的情节处理
程先生这个人物的设置，是电视剧改编时用力最大的。原小说中，他的出现并不连贯。但是，因为书中有“程先生只是你的一个底”的话，我们就将他从头到底贯穿了，并且给他起了一个谐音的名字：程士砥。
幸亏当时对于电视剧的恶俗还没有充分的领略，所以，我们敢于用这样一个内心敏感、坚韧、善良，却表面平和、懦弱、忍让的人物当男一号。也幸亏有香港金马奖影帝谢君豪先生的出色演绎，这个人物成了许多观众的偶像。在日前的研讨会上，一些专家担心程先生会不会成为曲解上海男人的标本。我倒并不担心。我是觉得，要是大家都能领会到程先生的好，那么，对于好男人的定义，倒是要稍加修改了。
小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情节和人物。可是，小说也留下许多空白。读小说的时候，空白是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可电视剧得为观众把这些空白填满。
比如：李主任和王琦瑶，一个是党国要人，一个是弄堂女孩，要让他们走到一起，不费点笔墨渲染，恐怕不能得到电视观众的认可。现在，李主任成了蒋莉莉父亲的挚友，又是身负重要使命的党国要人，不能公开露面，来上海只好寄居在蒋家。而蒋莉莉这时正好邀请王琦瑶住进蒋家，参加上海小姐的选美活动。这样，两个人就能出现在对方的视线里。而李主任是个票友，又在选美会上粉墨登场。上下场时，李主任不小心踩在了王琦瑶的婚纱上，那个洁白婚纱上的黑色鞋印，因此有了绵长的寓意。在王琦瑶带着哭腔说来不及去洗干净了，李主任拿出方才扮演虞姬使用的宝剑，断然将脚印裁去，可婚纱，在被污染之后，又残缺了……
电视剧对于原小说的人物做了一些调整。比如王琦瑶的父母和弟弟，原书中，他们的分量并不重，在更通俗化的电视剧里，就得让他们参与故事。而另一些作者在小说中寄予深厚寓意的人物，却因为与其他人物勾连不起来，我们只好割爱，比如长脚，张永红。
为了形成通俗意义上的人物关系，我们还得重新编排人物关系。比如，我们现在安排严师母的儿子严小弟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成了恋爱对象，老克勒以后又通过与薇薇谈恋爱，接近了王琦瑶。这样做，是为了经济实惠，好比上海人裁衣裳，以往总喜欢套裁一样的。
像和不像的问题
因为是改编，大家在评价这个剧集的时候，就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像还是不像。
在研讨会上，有专家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像，又不像。
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既然是改编，你就得保持跟原著的血脉关系，假如“不像爹，不像娘，像个隔壁的张木匠”，那就完了。改编的时候，我们对于王琦瑶这个人物，始终是小心翼翼的，总是尽力来理解她的一举一动，在理解的基础上，增添一些电视剧需要的戏剧张力，以求更加突出她的形象。对于她性格中的那些隐秘的激情，亦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为观众做一些通俗化的铺垫，让观众有途径去接近她。比如她和康明逊的关系。为什么原著中要说，我要和你好，好到你洞房花烛的时候——这不合常理呀！可我们得让观众理解她，所以，增加了康家的许多戏。
另外，剧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著中的对话，许多叙述性的语言，经过改造，也用在了人物对话中，说像，这也是原因吧。
要说不像，那是因为35集的剧集，我们得填充许许多多小说中不曾出现过的东西，因此，也就会让人觉得“不像”了。
像和不像，遵循的原则是尽量呈现原著的精神，同时利用电视剧的长处，制作出一部既有文学品位，又有时代特质，充满生活情趣，通俗却不浅薄的作品。撰稿／蒋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