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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狗》:硬拼到底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04月07日14:56 新浪娱乐

  引子:冒出个《天狗》

  2006年3月,一部还未公映的小制作影片在电影圈内逐渐闯出了口碑。口碑自电影局的审查委员会开始,逐渐波及到有院线经理、电影评论家、制片人、大学生、媒体工作者等参加的大大小小的看片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童道明的话大概可以概括众多看过此片的观众的感受:“在2006年3月份看到这样一部电影,这样一部出乎预料之外的电影。我们以为这样
的电影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它出现了。它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它绝对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电影。”但童道明也说:“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宣传这部电影,但是我确信只要观众走进电影院,就无法忘记它。”

  这部小制作、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叫做《天狗》。在各种魔幻、玄幻电影充斥着世界各地的院线时,“天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天狗吃月亮”。其实,这两个字只是影片中长着一身硬骨头的男主角的名字,而且这个男主角还是个瘸子。

  缘起

  时间回到2004年春天。一个名叫肖峰的民营影视公司老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了一本作家张平的中篇小说集。在此之前,肖峰等人刚刚运作完第四代导演黄健中的数字电影《银饰》。此时,他正在寻找新的项目。而张平这个中篇小说集里的第一篇小说《凶犯》让他激动异常。在经过一系列的论证之后,肖峰和另一个制片人李虹决定和作家张平联系,买下《凶犯》的影视剧改编权。而李虹据说是影视圈的发行大腕,参与发行过许多电视剧,当时她刚刚买下张平《十面埋伏》的影视剧改编权,准备投资拍摄电视剧。

  《凶犯》创作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国家干部》的张平没有想到自己十多年前的作品仍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很快,他回复两个制片人:同意卖出影视剧改编权,但一定要尽可能地尊重原作。等到了2006年3月,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张平说:“我觉得这是我所有作品中改编得最尊重原著、最出色、最生动感人的一部电影。《天狗》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且这部电影利用视听手段,取得了比小说更震撼、更感人的效果。”

  几个民营公司的老板为什么会投资这样一部农村题材、回归现实的电影?作为制片人之一的肖峰被问及此话题时总是不做正面回答,他说:“现在影视投资出现了‘两媚’的现象。一是媚上——选片不考虑市场,领导喜欢什么就做什么,最后把电影搞成了贡品;二是媚俗——一味地迎合观众,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使电影成为一种快餐文化。”肖峰看上去五十岁出头,声音洪亮,喜欢大笑,说起话来很会辩证法。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他以前曾是福建省委宣传部下属的长龙影视公司的老总。

  2004年6月,肖峰等人选中了一个导演。由这个导演亲自操刀改编剧本,同时赴各地看外景。一稿过后,剧本仍存在很大问题,而这个导演一直也找不到感觉。经过仔细思考后,他果断地宣布退出。这个时候,一个叫郑宏志的人开始介入。

  郑宏志是肖峰所在影视公司的艺术总监,在片子开拍后还担任着执行制片人的角色。郑宏志以前做过纪录片导演,但从未写过剧本。他只花了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剧本的创作。用肖峰的话来说是,“剧本出来后,普遍叫好”。张平的原小说矛盾冲突过于尖锐,郑宏志的这一稿弱化了对农村现状的批判,将主人公狗子打死孔家三兄弟的地点由孔家改为山林,升华了主题,同时对狗子的行为在法律等方面的合理性进行了修改。郑宏志四十来岁,抽起烟来一根接一根,他说:“剧本之所以修改得这么顺利,一是我很喜欢原著,二是我拍纪录片的经验使我对中国农村的人、事有一定层次的了解。”

  筹拍

  剧本出来后,几经周折,导演戚健进入了制片方的视野。戚健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班美术系,很早就改行当导演,作品有《新闻启示录》《女帅男兵》《棒球少年》《花季雨季》《结婚七年》《坐庄》等。看到剧本后,戚健比较感动。他觉得剧本在对国民性的批判方面很吸引他。

  对于《天狗》的导演构思,戚健说:“接到剧本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次在宁夏拍专题片的经历。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我也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次让我对中国的农村有了一次非常震撼的了解。”

  那年冬天,戚健带着摄制组来到宁夏的一个极度贫穷的村庄。那个地方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场雨,方圆数十里没有一口井。村民吃水只能拉着车到五十里以外的小河拉冰。在把冰块往回运的途中,会有部分冰块融化,从人力车的缝隙流下。这时,常常会看到小鸟跟在人力车后面飞。村民都在自家挖了土井,冰块运回后,村民就把冰块放在水井里。喝的水混浊无比,村民招待摄制组时,会在水里面放上桔子皮,但喝起来仍是难以下咽。那时候村里已经穷到了一家人穿一条裤子的地步。那里的姑娘出嫁,最大的愿望是能洗把脸。但是她们通常只有两种办法来洗脸,一是想一些伤心的事情让自己流泪,二是让别人到自己的脸上吐唾沫。而县里的领导一年到头的工作就是在省里要救济金,要来救济金之后就吃喝玩乐、修楼买车,底下的村民一分钱都见不到。

  戚健说:“当然,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很少了,《天狗》里的村庄和这个村庄也完全不同,但是我在这个片子里尽量追求一种村庄的真实感和生活的质感,这样无论摄影、表演、美术的基本的调子和风格就定下来了。”片子拍完后,中国电影家协会的研究员陈剑雨说:“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深刻之处,我个人最看重的是两条:一条是狗子形象的创造;另外一条是对国民性的深入挖掘,对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接下来确定下的主创是摄影师李明。李明是个多面手,17岁从影,在摄影界摸爬滚打20余年,作品有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广告、MV等。宋祖英彭丽媛古巨基、阎维文的很多MV都是他拍的。制片方在厦门见到了李明。李明说:“拿到剧本我是感动得一塌糊涂,当时就答应拍了。这是一部小制作的电影,剧组所有的演职人员酬劳都不高。我拍个广告两三天就拍完了,这个片子前前后后拍了两个月。但当时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干的事。”

  摄制组在平遥附近把村庄的拍摄地点定下来时时间已经到2004年11月。但这时,男女主演的确定却是一波三折。

  制片方开始定的女主角就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朱媛媛,但当时朱媛媛被安排演话剧《红尘》,没有档期。制片方又联系到蒋雯丽。蒋雯丽看到剧本后非常喜欢,答应出演女一号桃花这个角色。但是她觉得桃花的戏份比较少,建议再加上一些戏。这个想法和制片方不谋而合,因为大家都觉得剧中家庭里暖的东西有点少。等蒋雯丽基本敲定时,变故再次出现,蒋雯丽奉命接了别的重要角色。于是在马上要开拍之时,剧组只得又重新寻找女主角。朱媛媛说:“我一直觉得我和这部电影有缘份。”因为这个时候,话剧《红尘》的档期又推后了,而女一号也最终尘埃落定。

  直到开拍,男一号都确定为一个史姓的演员。这个演员本身很出色,开拍前一个月就到当地体验生活,和当地的村民生活在一起。为了达到剧中描写的狗子被孔家三兄弟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状态,史先生进行了近乎极限的减肥,在很短的时间内瘦了十多斤。这样他在形体上已经很接近剧中狗子的形象了。但是在剧中,狗子是一个曾经在越南战场上杀敌的复员军人,而制片方认为减肥后的史先生缺乏一种军人气质。在这种情况下,制片方决定忍痛换掉史先生,用富大龙。

  在这一点上,导演戚健和制片方存在不同意见。他当时认为,富大龙在《紫日》等影片中的表演太过,和《天狗》不相符;相比之下,史先生更接近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在对国民性的批判方面也更有力量和普遍性。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是在影视界制片人制的体系之下,最终的决定权在制片方手中。

  富大龙的到来是比较尴尬的。他到达平遥时,原定的男一号史先生还没走。为了照顾史先生的情绪,富大龙只能悄悄住在剧组所在宾馆附近的一家宾馆。此时,虽然导演戚健接受了制片方的决定,但他仍保留自己的想法。而戚健说:“和富大龙见的第一面,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两人的会面地点就在戚健的房间里。戚健手里拿着根烟,就听见几下敲门声。接下来富大龙进来了。他满脸胡子,灰头土脸,上身穿着剧中狗子的黄棉袄,一瘸一拐地朝戚健走来——完全就是《天狗》里面狗子的形象。戚健说,在富大龙朝他走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富大龙眼中的委屈、忧郁和期待”。在那一刹那间,戚健知道富大龙演狗子是没问题了。但是他当时仍然不能表现得和富大龙过于亲近,他希望富大龙能把心里的那种委屈、忧郁和期待带到戏里去。

  在山西

  2004年11月中旬,剧组全体开到山西。经过商定,制片方和导演戚健决定启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剧中村长妻子的扮演者是当地的一位民间艺人,老板筋、厚眼镜是当地的农民,县长是山西的一个相声演员。最出人意料的是二秃子的扮演者。他是东北人,是北京一家公司的业务骨干。这家公司的老板和制片方是朋友。老板让他开车送李虹等人去山西,结果他被导演“扣押”下演二秃子。他也乐意演,别的要求没有,只要求找一个山西人跟他住在一块。没几天,他这个东北人就说上了一口流利的山西话。

  开拍的头几天,摄制组主要拍的是这些非职业演员的戏。等第一批样片出来后,全剧组的人都傻了。艺术监制周力说:“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些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真是太传神、太精彩了。而富大龙、朱媛媛等专业演员看了之后,也立刻意识到不能再有表演的成份的存在,要往最质朴、最原生态的感觉方向靠。”摄像师李明说看到样片后,“包括摄像、美术、表演等方面的风格就全部确定下来了。”

  11月18日,电影《天狗》正式开拍。21日到25日平遥地区连降四天大雪,而往年这个地区要到元旦前夕才有降雪。林子里的戏拍不成了,整个村庄一片洁白。伴随着大雪,一场流行性感冒横扫全组,一半以上的人都病倒了。

  大雪给拍摄带来极大的困难,剧组要花很大的力气来扫雪。白天拍戏,晚上剧组住在平遥的宾馆里。朱媛媛在生活中是个外向、爱热闹的人。她有个段子在剧组里广为流传。话说这个朱媛媛对老公看得非常紧,无奈拍戏在外,对老公无法进行无时无刻的监控。一天晚上,朱媛媛又给老公打电话。电话里,朱媛媛问老公在哪。老公说在家看电视。朱媛媛说我不信。她老公说,哎呀,我真在家看电视呢。朱媛媛说,那好,你现在立刻给我到咱家的厕所,把马桶冲一下——原来朱媛媛家的马桶是带音乐的,一摁摁钮,马桶就放贝多芬的音乐。电话里,朱媛媛听到了久违的音乐声,这才放下了一颗怀疑的心。

  美术师张丹说:“拍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非职业演员。”拍完戏后,郑宏志常常想起拍戏的时候,因为疲惫他经常在拍摄的空档儿打盹。那时候,经常有人悄悄给他披一件衣裳,或者悄悄用山西话说,这个地方不能睡,有穿堂风。每次郑宏志回头看,不是老板筋就是厚眼镜,要么就是当地的村民。

  听村民讲,他们的村子自古以来就有唱戏的传统。对于这些自小爱说爱唱的非职业演员来讲,表演是最轻松的事。拍狗子进村一场戏,是村民以唱民间小调的形式来欢迎狗子,老七叔、厚眼镜他们一拿到歌词,自己就编起曲了。没几分钟,就编成了。

  等待,漫长的等待,是这些非职业演员最难以忍受的。厚眼镜进剧组的时候,以为三两天的工夫就拍完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在现场,他经常自言自语,唉,我能不能回去看看我大棚里的青菜长得怎么样了——当然,他始终没有回去。现实中的厚眼镜多才多艺,种地、唱戏,是演什么像什么。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走出去”,但几次机会都被他错过。厚眼镜给演村长的刘子枫说:“唉,后来我知道了,是我家的祖坟位置有问题。等我死的时候,我肯定要埋个好地方。”

  电影里,老板筋这个形象非常出彩,让人看了又爱又恨。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员陈剑雨说:“没有老板筋、厚眼镜这样的人物形象,《天狗》的档次会下降很多。”现实中的老板筋是个善良的人。电影开拍前不久,他的一个儿子刚刚去世。在拍摄的间隙,他时常站着发呆。郑宏志说在现场,看着老板筋他不禁辛酸。老板筋站在那里,看上去有点茫然,有点失落。但是一听到轮他上了,立刻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一下子变成了电影里的老板筋。

  片子里有两个儿童演员,一个是狗子的儿子秧子,一个是那个把尿尿到孔家的九龙壁上的小孩。演秧子的是北京小红帽艺术幼儿园找的。拍摄的时候他父母都不在身边,只有幼儿园的一个老师跟着。他演过两部电影,山西话一学就会。另一个小孩就是村里农民的孩子。在九龙壁前,孔家老二教训小孩的那场戏,给看过《天狗》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4年12月中旬,村庄里的戏基本拍完。此时,山西的树木叶子已全部掉光,影片中希望用树叶的黄色与绿色达到的对峙效果根本无法实现。经过短暂的商议,制片方决定把剧组拉到武夷山——作为制片人之一的肖锋是福建人,知道此时武夷山上的景致可以达到影片所要求的效果。

  转战武夷山

  剧组要开到福建,全组上下一片叫苦——制片人心疼自己的钱,演员们心疼自己的时间,却乐坏了厚眼镜和老板筋他们。老板筋快七十岁的人了,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卧铺。大家都担心他旅途不适,对他格外照顾。用制片主任郭大冬的话来讲就是,“老板筋是我们剧组的大熊猫。”

  朱媛媛的话剧《红尘》要上了,剧组一到武夷山,就赶紧搭护林点的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朱媛媛的戏拍完。

  开进武夷山的第三天,一大清早,执行制片人郑宏志还在睡觉,迷迷糊糊之中门开了,剧务主任老彭铁青着脸进来了,当头就是,“下大雪了。”郑宏志立刻就蒙了——在武夷山,一般只会在春节前后下雪。没想到,在平遥遇到的倒霉事他们在武夷山又碰到了。

  大雪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大量护林点周围或者院子里的戏都必须改在室内拍,而且要时时注意穿帮,因为在搭的景里拍摄的时候,窗外其实正是大雪纷飞。为此,导演和摄影师想尽了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采用的办法就是电视剧里常见的做法——拍摄几个人物说话时大量的中近景,剪辑时再频繁切换。而在这部戏里,导演和摄影师利用场面调度、摄影机的运动等,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全片最长的一个运动长镜头就是在这个屋子里拍摄的,那是村长送来孔家兄弟请柬的那场戏。

  武夷山上空气清新、山清水秀,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老板筋说“到了武夷山,才知道我们那儿真是穷山恶水”。因为水土、饮食的关系,过了没一个星期,这些山西当地的非职业演员外表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皮肤变白、变嫩了,脸上的褶子也没以前多了。场记伍幸芝当时就说,“完了完了,这下戏都接不上了。”还好当时剧组从山西来的时候,运了几大袋子山西的土。在武夷山拍戏的时候,每次开拍之前,剧组的人都要在现场洒点土,化装师也要给非职业演员的脸上弄点土。

  武夷山的戏拍完之后,剧组给厚眼镜、老板筋他们安排了一整天时间,专门带着他们玩武夷山。回山西的时候,厚眼镜等人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坐火车从福建到山西的时候,他们想到北京在天安门前照张像。制片方立刻满足了这个朴素的愿望。在天安门广场上,厚眼镜自言自语地说,这下才算是真真正正走出来过一回。而老板筋则乐得怎么都合不上嘴。

  后期

  2005年元旦过后,影片《天狗》上剪辑台,剪辑师是剪辑老手周新霞。第一遍粗剪过后,发现素材里缺少狗子在山林里的大全景、远景镜头,也缺少一些山林的空镜。

  找那片林子头尾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在武夷山的山顶和山脚下找到两块森林景点。2005年4月,郑宏志和摄影师李明奔赴武夷山。当时武夷山正在下雨。两人在武夷山上等了一周。每天,制片人肖锋打电话过去,得到的答案都是“还在下雨”。直到有一天,郑宏志在电话里说天气预报说未来两三天可能是晴天,但是——但是现在还在下雨啊,你看咱们赌不堵?肖锋想了想说:赌!于是整个摄制组再次开上武夷山。这一次,老天爷有了同情心,给足了面子。等镜头刚刚补完,又下起了雨。

  从4月到11月,是漫长的后期制作。周新霞说:“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片子前前后后总共剪了11次。总的剪辑方案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05年11月29日早晨,电影局对电影《天狗》进行审查。整个早晨,肖锋说自己是“战战兢兢、坐立不安”。快到中午,他终于忍耐不住,给电影局分管审查的局领导打电话。让肖锋没有想到的是,电话里局领导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肖总呀,你们这部电影简直是太好了”。他对影片赞不绝口,还告诉肖锋,这个片子是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审查史上得分最高的片子。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墨的话让人听了既高兴又心酸。他说:“这部片子使我感到一种震撼。我平时不太看中国当代的新片,因为看新片经常会起鸡皮疙瘩,这部片子我基本上没起鸡皮疙瘩,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

  此时电影虽然通过了审查,并且听到了一些肯定的声音,但是制片方仍然放心不下,他们觉得,领导叫好、专家叫好但是观众不叫好的影片也有很多。于是从2005年末到2006年初,制片方又在上海、北京等地安排了一些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看片会,反映普遍良好。

  上影集团老总任仲伦看后说:“《天狗》好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在好看的同时又有它的批判性和现实意义。这部片子确实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要用宣传大片的方式来宣传它。”

  如何让观众进影院

  时间又回到2006年3月,此时投资影片《天狗》的三家民营公司的老板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影片得到了一些肯定,忧的是如何才能宣传、运作这部小制作、农村题材、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

  看过影片的几个院线老总说,只要能把一部分老百姓拉进电影院,良好的口碑就能使票房上去。但是怎么才能让普通观众因为这样的一部片子掏腰包进电影院呢?在亚运村的办公室里,作为制片人之一的肖锋靠在沙发上,像是问别人,又好像是在问自己:“我炒作什么?我炒作朱媛媛洗澡?我炒作护林员杀人?都不行啊!”

  中国电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经过去,《天狗》遇到的困境是所有小制作的中国电影在发行时都会遇到的。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大话西游》里有一句经典台词,紫霞仙子说:“我猜中了这开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天狗》以及像《天狗》这样的电影的结局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谁都猜不着。

  但是,我们至少会有一些祝福。侯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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