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部》以直奔主题的鲜明袒露自己的主旋音律，尽管它铺陈了恢宏的篇幅、跌宕的故事、多样的人物。在《忠诚》《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长篇电视剧的基础之上，它试图再度提升改革过程中位置特殊且意味深长的国家干部形象。
《国家干部》的原作来自于作家张平的创作。在张平看来，国家干部不是一个新名词，作为约定俗成的称谓，它早已沉潜为一种民间集体意识。相对于普通群众，它习惯性地
泛指领导和管理老百姓的人。张平曾对媒体特别强调：《国家干部》不是一部官场小说，它描写的不是官员争斗，而是干群关系。他认为，干群关系是当今社会的突出问题，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人民群众中普遍觉醒的法制民主意识同旧有意识间的矛盾对抗。
但是，电视剧《国家干部》没有着意于公民意识与封建意识的抗争，也并未在民主政治的概念范畴内抨击干部人事制度，而是将少数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集中尖锐地表现为这两个层面的利益对立。全剧围绕乡市部分基层干部与底层民众的分配冲突，始终在究竟有利于谁的问题上阐释改革的主题。就此，《国家干部》沿用了影像“清官政治”的叙述模式，全力塑造一号人物夏中民，以种种与普通百姓鱼水无间的细节讴歌他的勤政为民，以系列于危难中解救群众的场面突出他的高风亮节。透过夏中民，该剧试图为当代“国家干部”造型。令人兴趣盎然的是，演员王志文承接了这一角色。
在二十年的演员职业生涯里，王志文“非他非我”地展示着落拓、松弛、耿介，给顽固的“自我”调换着多样的他者外衣。而他所禀赋的既颐养知识意念又陶冶市民品位的“重建”式表演，往往使不同定位的角色超越文本局限，经由“王志文”的身体形构进入了历史象征。无论戏里戏外，这个洒脱中透着不恭的瘦子确实都比一般圆润标致的帅哥更具特立独行的气质。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特质，使他在并非频繁的演出中令观众记忆深刻。
由此推衍，王志文的个人特点和他所创造的角色同构，一道表征独立无羁的性格典型。那么，选择他来扮演一个改革者式的国家干部显然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在长达29集的演出中，王志文果然不改本色，他恣意彰显夏中民的弄潮儿特质，以高蹈的姿态遮蔽其既定的身份面具，使这个理想化的人物充盈着活泼和自信的魅力，而全无“套中人”的规矩与刻板。
和王志文有过数次合作的黄建新导演评价他是一个主动介入型的演员，意指其善于分析角色、丰富角色。王志文也公开承认，他习惯把个人想像注入角色塑造，而这也是他钟情表演的原因所在。对于《国家干部》中的夏中民，王志文有这样几点理解：1、原作所颂扬的是大家期盼的共产党人。2、这部戏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3、夏中民是个很专业的国家干部(见2006年4月18日新浪娱乐讯)。这三点提炼奠定了王志文饰演夏中民的基调：阳光、朴素、尽责。
《国家干部》篇幅浩大，情节空间大致有两种：会议室办公室构成的内景和乡村工地构成的外景。针对基层干部的忙碌与琐屑，拍摄中王志文坚持不上妆不换装，一套西服于内景开会办公，一件夹克在外景访贫下乡，加之眼泡肿胀，面色暗黄，头发蓬乱，步履匆匆，一个勤勉的公务员造型跃然浮现。他整日奔波劳顿，却对权利置若罔闻。因为时时与僵化的执政理念冲突，他的道白常常充满了大段的政治性辞令。令导演苏舟叹服的是，王志文能够让冗长达四分钟的宣讲毫不枯燥。除却表演功底，这里显然还有他对话语涵义生活化再现的能力。
围绕着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概念交锋，《国家干部》设置了若干陪衬性官场人物，以他们的为己(如华市长)、为官(如汪思继)、为子女(如刘石贝)和夏中民的为民形成对照。在对媒体比较都是正面典型的肖文(《刑警本色》的主人公)和夏中民的异同时，王志文特别赞赏了他们在保护民众利益上的奋不顾身，而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干部的职业感。为了凸显夏中民对老百姓的尽心尽职，王志文不仅演绎了人物的愤懑与热情，而且在细节铺陈时格外注意了身体的低位和眼神的恳切，这在他以往的演出中似乎很少见到。在以前的作品中，他的眼神常常透着狡黠，他的体态往往趋于直板。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对角色特征的迎合，那么他在表现这位阳光市长的坦诚时就明显地带入了个人的狷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夏中民出人意外地丝毫不讲策略：不论对上级华市长的私人求助、前辈刘石贝的威逼利诱、亦或同事汪思继的主动合解，他都无一例外地当即回绝。在与下级齐秘书、战乡长的谈话中，他更是口无遮拦，唇枪舌剑，将内心的厌恶宣泄得淋漓尽致。摄影机前后角色和演员在气质上的统一，已让他们成为不可分离的共同体。
从创作模式看，《国家干部》并未走出“省委书记解决问题”的套路，正反势力的厮杀最终依然由高级领导裁定输赢，但它所提供的乡市级干部夏中民却是一个有意味的形象。比之其他演员所塑造的同类人物，王志文的夏中民能够挣脱权利的枷锁，敢于直接地表达自己。他的张扬和率真，为“国家干部”着上了鲜活的色彩。杨远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