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电视观众，对政治剧有着很浓的收视兴趣。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星》、90年代的《苍天在上》，到新世纪的《至高利益》、《国家公诉》、《省委书记》，周梅森、陆天明都是政治剧的品牌作家。不管学界对政治剧中的“清官意识”如何质疑，而对于普通百姓，他们作为权力的服从者对这类剧中的清官，也就是那些心系民众，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行使者是渴求的。清官意识在中国民众中根深蒂固，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对把改变生存状况或提高生存质量的希望寄托于清官的社会现象应保持警醒，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民众对权力
行使中的公平、公正的渴求。这种渴求，才是政治剧存在甚至成为收视亮点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社会心理支撑。
政治剧的创作者与社会中的每一成员一样，都生活在权力场中，不是权力的行使者就是权力的服从者，对权力的本质都有自己的思索。塑造“清官”是他们思索的结果。从古至今，以民为本，为官一地，造福于一方，并勇于扼制官场丑恶的官员什么时候都令人敬佩。明代的模范官吏海瑞，他做官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饥寒疾苦而同情，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不平，出仕做官就是为了取得为国家尽忠、为民尽力的机会。这种责任意识深深植入他的灵魂中，影响着他的情感和行为。就是21世纪的今天，海瑞仍然让人追思。在当代，在中国，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国家干部更是数不胜数，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都是他们中的优秀者。国家干部为官之德的根基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儒家自孔子始一直主张修身养性，而修身守法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之后的孟子传承儒家经世救国之道，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经世救国之光照亮了后来中国人的灵魂，900年前范中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为世代中国人所传诵。这些都是政治剧创作者塑造“清官”的精神资源。
然而到了当代，人类才有可能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先进的政治制度，“清官”的责任意识才能得到维护，才能转化为权力的行使和使百姓受惠无穷的实践。没有政治制度的保证，“清官”的责任意识和官德就会成为另类。由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国家干部》，深入透视了“清官”的当代背景，触及到了这一严肃的政治课题。剧中的夏中民(王志文饰)是一个清官，体现了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权力观。他生活的登江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中，道德滑坡，正义缺失，权力行使者们相互结成利益群体，瓜分权力和公众利益。夏中民与利益帮派格格不入，是个十足的另类。他无视登江官场的潜规则，坚守自己的为政准则：人民的利益大于天。他是登江百姓的真正公仆。电视剧成功地塑造了这个敢作敢为的公仆形象，所以让人自然联想到我国文艺作品中的“清官情结”，但并不能由此就认为这部电视剧未脱“清官剧”的窠臼，这是因为，创作者在展示夏中民的官德的同时，还浓墨描写了登江的权力环境对夏中民权力思想的钳制以至扼杀。由夏中民在权力场中一波三折的遭际引发富有政治热情和政治智慧的人的追问：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保证像夏中民这样的干部正常地行使权力？《国家干部》的叙事意图不只是要塑造一个清官，或者说塑造“清官”只是一种手段，它的真正的叙事目的是提出权力正确行使的体制保证这样一个问题。创作者的追问姿态决定了这部作品对以往政治剧的超越。
从类型的角度看，政治剧属于主流叙事。主流叙事虽然表达的是公众的共同利益，但由于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就必然与公众接受之间存在着距离。所以，主流叙事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公众的共鸣就成为政治剧创作者面临的课题，电视剧的公共性质也要求政治剧创作者必须对此拿出自己的解决办法。以往政治剧的创作实践所提供的比较成熟的叙事策略是在情节设置、叙事方式上借助戏剧性情节的力量，实现表现手法的平民化。《国家干部》采用的是同样的叙事策略，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特实现，并取得良好的接受效果。剧中代表公众利益的夏中民、陈正祥与为谋私而结盟的汪思继、刘石贝，对峙的阵线分明，冲突激烈。创作者把“两代会”作为双方最后较量的舞台，全剧大幕一开便进入“两代会”的倒计时，随着“两代会”的一天天地临近，冲突越来越尖锐明朗。冲突的发展及其结果，赢得了观众的注意，也保证了观众的兴趣，使观众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角逐，感受政治与民众生存的真正含义。剧中的戏剧冲突不断地为人物提供压力，把人物逼向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不管是代表正义的夏中民们，还是非正义一方的汪思继们，都是如此，冲突提供的压力使他们抉择、行动甚至冒险。夏中民的执著，汪思继的权欲，刘贝的阴险老辣，也都是在冲突中完成的。
由此可见，《国家干部》在叙事意图和叙事策略上，充分尊重电视剧的公共属性，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融合，推动了主流电视剧的发展，为主流文化在进入大众的公共文化空间提供了值得研究的个例。主笔洪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