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平等”，这是现代社会的平等原则，当然没错。但这种哲学意义上的平等，往往只能心向往之。投射到现实中，人还是难免要分三六九等。比如说教授，有终生教授焉，有高级教授焉，有普通教授焉，有助理教授焉，等级不同，其资源便迥然有异。导演也一样，除了“地上”“地下”的分野，更常见的是大导演与小导演的区别。
先不说对资源的占有极度不均，光是舆论的包容度，便大有讲究。王家卫拍电影，
一部电影可以拍上那么四年五年，麾下演员如梁朝伟、章子怡、巩俐等等，无一不是大腕，但没人会有不敬之辞。王家卫拍得慢，那是大师高深莫测，神游万里，心骛八极；马俪文(blog)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她拍得比预期进度慢，那便是能力有问题，便要受到种种质疑。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比如说普通人走路一头撞到树上，就成为一个笑话；哲学家走路一头撞到树上，往往却成为经典———人们会说，他是在探寻人生的终极意义，过度着迷，于是有此一撞。
所以，表象是相似的，对表象的阐释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是基于对表象的详细分析和探察，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对象不同。这固然显得俗气，但却符合商业社会的功利原则。具体到《桃花运》，作为旁观者，人们很难说是导演马俪文的艺术理念有偏差，还是投资商过于急功近利。但是，诚如《桃花运》制作总监林炳坤所言：“王家卫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大量的成功之作为他奠定了票房基础，但一个年轻导演要让投资方冒同样的风险，则几乎不可能。”在商业规则中，小导演马俪文无疑处于劣势。
成功通常包含了机遇和努力。马俪文已经有了努力，又得到了一次执导商业大片的机遇，离成功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正是这一步，她跨得无比艰难。艺术理想必须经过现实实现才有价值。在得到更大的身份认同之前，马俪文必须正视现实。要么一役成名，要么一蹶不振，没有第三条路。
因为，在知名度和话语权之间，世俗早已提前界定了其先后顺序，而不是一个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诡异命题。林如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