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的历史大概很难归结于几个孤独的志愿者，它是一个蔓延于世界各地的思潮，是一段承认世界为共同体却无法整合的世界历史，更是很多被历史遗忘了的不属于任何国家／族群的世界人的历史。也许，现在对于志愿者的怀念的背后，就是对于这个大历史的怀念。
他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
几天前开始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中，引用了白求恩在日记中的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正在流血的伤口”，与此配合，电视剧中有不少血腥的流血死亡的场面，其中最为触目惊心是白求恩用嘴把二柱子的伤口里的脓血吸了出来。与伤口的亲密接触，对于伤口的亲身体验，似乎贯穿了白求恩的一生。从他小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腿上受伤到最终因为某一个致命的伤口而丧失性命，白求恩的人格以及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好像都是要通过身体这一媒介而建立的，而且是破碎的断裂的身体。
我曾经在一本有左派倾向的英文刊物上读到过白求恩的一篇佚文，出版日期是1940年4月，在他牺牲之后了。文章本来不是文学作品，但是因为白求恩丰富的想象力和奇特的语言方式，读起来很有文学性。文章的题目就是“伤口”。文中有一段写道：
“带着伤口的男人。
像干涸的池塘一样的伤口，上面覆盖着一些黑褐色的泥土；边缘撕裂了的伤口，周边长着黑色的坏疽；整齐的伤口，躲在肌肉的深层，在结实的肌肉群里转进钻出，像被大坝挡在里面的河；一股热流绕着这肌肉走，钻到肌肉里面去，又向外绽出，那伤口像颓败中的兰花或者是压碎了的康乃馨，这是肉做的丑陋的花。有黑血不断涌出的伤口，夹杂着不祥的气泡，证明还在出血，气泡浮在刚刚涌出的新鲜的血液上。”
白求恩的笔就像是一把手术刀在这里剖析伤口。文章的后半段有大量的感情十分充沛的政治议论，但是在这里他对于伤口的专注都带了些欣赏的意味了。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的审美态度。即便对于丑陋和邪恶的东西，也以同样的客观主义的冷静去对待。
读了白求恩的文章突然使我意识到他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国际主义的历史也不只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历史。我并不是说，他的文章与其政治倾向和见解没有关系，而是在说仅仅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是无法全面了解像白求恩一样的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
志愿者并不孤立
关于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志愿者，实际上，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有答案。国际主义者是怎样看待世界的？这些远跨重洋来到异国他乡的人是如何处理文化冲突的，如何对待城乡差别的？本地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除此之外，还有艺术潮流和政治潮流的重合问题。作为全球化艺术行为的现代主义是如何参与或抵制同样全球化的反法西斯的政治运动的？
诗人奥登与其伴侣伊斯伍德抗战期间曾到中国来旅行过，接触了一些军人和艺术家，虽然并没有投入中国的抗战，却留下了不少墨迹。他们虽然不能算是志愿者，但是，中国的战争对他们难道就没有影响了吗？
再有，女性主义运动和左倾的国际主义运动也有交叉之处。史沫特莱在没有到中国之前就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者， 她不可能对于中国的女性问题无话可说的。 总而言之，国际主义的历史大概很难归结于几个孤独的志愿者，它是一个蔓延于世界各地的思潮，是一段承认世界为共同体却无法整合的世界历史，更是很多被历史遗忘了的不属于任何国家／族群的世界人的历史。
也许，现在对于志愿者的怀念的背后，就是对于这个大历史的怀念，那是因为现在的世界的格局，同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也没有什么两样，伤口仍然在不断被创造。
国际主义的文化影响
回到文化的层面上来说。完全可以想象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主义的传播语言不可能借助于我们的国家语言，而是用英语、俄语、日语，也许还有其他的语言。
前面提到的英文月刊叫做《今日中国》(China Today，是30年代初由冀朝鼎、Philip J. Jaffe、T. A. Bisson在纽约创办的。他们所创立的组织叫做“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实际上与中国、美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一个编辑的回忆，刊物出版的第一年中，大部分稿件都是由美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办事处直接传到美国的。只是在国外进行了一些编辑而已。
除了白求恩，这个杂志囊括了林林总总的人物和文章。有毛泽东、朱德写自延安的政治檄文，有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形势的分析，也有小说、散文，以及对于好莱坞明星黄霜柳积极参与抗战的报道。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杂志，其文化影响力，应该不在其政治影响力之下。
其中，有一人非常值得注意，他的名字叫Jack Chen，是特里尼达的中国移民的后裔，其父追随孙中山，积极参与国民革命，Jack受其影响，也很早就参与政治运动。但是，他的背景却是一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他为《今日中国》以及其他的英文刊物撰写了不少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章。他推崇左派艺术，比如木刻版画等，但是他却非常主张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他在文化上不是一个本土主义者，十分西化，但是他又强调现代艺术必须为国家人民服务才具有生命力。他曾经作为一个策展人，带了一些艺术品，从香港走到延安，跨越了沿海和内地的区别，沟通城乡的差异。这样的文化工作者是不是也应该算作国际主义者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应该说，国际主义的内涵不只在于运动与组织，而且也应该包括沟通、流通，以及交流。
我不知道这本杂志有没有在国内流传，但是我知道它与在国内编辑出版的国际主义刊物有着深切的关系。比如鲁迅的密友伊罗生曾在上海办一月刊，名为《中国论谭》，其内容不必多说，因为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有趣的是，它出版的第二年居然是双语刊物，而且自称在很多省市建立了自己的读者俱乐部。可见政治宣传能够推进怎样前卫的语言实践。更有意思的是，对于有双语能力的读者来说，他会看到中文和英文是有着很重要的差异的，包括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比如国际主义的使命。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运动要不要以国家／民族为最根本的活动元素，还是说个人可以在超越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进行跨国活动？此外，这本杂志与《今日中国》的关系也很微妙。《今日中国》曾经一度非常支持这个地下刊物，但是后来又一反常态，公开声明与这个刊物断交，而且屡屡批评伊罗生的托派倾向。
这种种的不吻合，不沟通，以及不协调也是国际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证明全球的运动并不能够完全触及本土问题的方方面面，它也证明所谓的本土也并不是孤立于世界的绝对范畴。撰稿/沈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