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张艺谋与下山夫的差异，只是两个导演的差异。导演并不见得是思想上的行家里手，但人们处在不同的思想环境与意识背景之下，一个社会普遍的思想与意识状态，能够反映在导演的思维路径之中。
导演下山夫，奇幻小说《甲贺忍法帖》，都是在看过电影《忍》以后才知道的。这意味着可以排除我对这部电影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可能。
大致的故事，甲贺与伊贺两个邻近的武士村落处在一种“敌对的和平”状态，双方互不往来，直至甲贺弦之介与伊贺胧这一对男女偶然相遇。此时正值德川家康结束日本的战国时代，开创和平统一的时期。武士阶层的存在，被认为是对和平的一种潜在威胁，武士处在被历史淘汰的时代背景之下。德川幕府宣布废除甲贺与伊贺之间的非战协议，希望以比武为名削去两个村落的存在，同时也加派军队前往清剿。弦之介与胧，正是两方的领头人，必须相互残杀。
弦之介决定到幕府去追问要双方比武的原因，双方的高手就在路途上交手，弦之介与胧相对时，弦之介以上前拥抱的姿态接受了胧的刺击。胧到了幕府，请求德川家康不要清剿武士村落，说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普通的农夫。德川家康说，你们身上的那些绝技，就决定了你们不会是普通人。胧作出的决定是当场挖出了自己的双眼——她的绝技是拥有一双“破幻之瞳”，能够以眼光致人于死地，她说，“我已经尽力了”。德川家康便下令军队停止清剿，甲贺与伊贺的人们得以保全，今天他们仍然平静生活在那片土地上。
看到最后，我想到了张艺谋的《英雄》。两部影片有许多相似的设计，都以武士为人物，影片设置的背景都是在长期的战国相争之际，一个强力人物正在带来“和平统一”，最后都是武士对自己的放弃。然而，在这些基本相似的线索之下，影片所贯注的精神内涵却隔若天渊。
对张艺谋来说，一个伟大的秦王是需要去“跪而迎之”的，故而绝世武士怀着为天下铲除强人的抱负前往，最后却引颈就戮，以生命完成了对伟大人物的输诚。在下山夫的影片中，武士挖出自己的双目，却不是为着对强人的顶礼以迎，而是为着这一阶层的人们的存续。
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家正在形成，以被人作为“杀人工具”而征召为生命意义的武士，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时代已经抛弃了武士，但对于武士来说，需要重新获得生活的意义，需要变成普通人，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身体的消灭。这种状况，与清朝末年废除科举相当，那些“十年寒窗苦”的传统读书人，不管已经获得功名，还是正在努力去获得功名，突然之间宣布他们的全身功夫已经失去意义，他们需要在近代教育制度下去寻求存在的依据，他们一直的努力、他们的长处和他们的希望并不在此。
张艺谋的英雄完成的不过是一次浑浑噩噩的输诚，下山夫的武士完成的则是一次痛苦的涅槃。“英雄”的非攻主义，建立在对伟大人物的跪服之上；武士的自废武功，则是在时代所迫下的一次自新。前者拜服于英明神武的强人，后者听从时代与生命的招唤。两两相较，精神上的卑下与高贵可以立判。
时代大势，成为张艺谋与下山夫都在处理的主题。张艺谋的时代大势，是秦王替天行道，而且他所设计的困难，也只是刺与不刺，他的思考没有超越武力。下山夫的时代大势，是和平到来，尽管德川家康英明神武，但下山夫并不赋予他可以让人膜拜的特性，他的武士面对德川家康时，要解决的不是“报仇不报仇，刺杀不刺杀”的问题，他的武士明了武士的消失是时代大势，解决的是自己这个阶层如何在新的时代自处的问题。武士胧不为德川家康的清剿而报仇，也不为德川家康的倾服而挖掉双眼，她的行为是要证明自己有权在新的时代生存下去，证明武士阶层应在新时代获得生存的权利。
我不认为，张艺谋与下山夫的差异，只是两个导演的差异。导演并不见得是思想上的行家里手，但人们处在不同的思想环境与意识背景之下，一个社会普遍的思想与意识状态，能反映在导演的思维路径之中。刺杀或投降，这是张艺谋能够看到的问题，而下山夫想到的问题，在“反抗与投降”之外，他的思考是一个阶层消失时，那些生命个体将怎样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权利。撰稿／刘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