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在南京活跃的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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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疲倦地皱起眉头，但我们的眼睛并没有闭上，因为摇滚乐的幽灵正在这个城市里游荡。
——佚名《我所知道的南京地下音乐》
2006年夏末，美国60年代，70年代的摇滚叛逆小子已经登上了名人台，他们顶着白发
，带着30年前的青春，正缓慢向死亡投奔。他们其中的一些英雄，更早地死于青春。摇滚已经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促进着西方城市文化和消费文化，全世界蔓延。
2006年夏末，中国摇滚开始纪念它的20周年，摇滚英雄已经成了大众时尚明星，今天的年轻人，熟悉所有音乐类型，因为他们以为世界就在互联网的另一端，只要一秒种就能连接。反叛、先锋、坏品位和时尚密切不可分，摇滚和电视、网络、BT、美剧一样，构成了青年人的现实生活，在那里，只要穿上切格瓦拉的T-shirt，便有了青春的血。
而这个时候，还有一些人，他们的20岁，正是摇滚跟着打口带进入中国的最早阶段，他们在贫瘠中摸索，在新鲜空气中暗暗激动。在中国各个城市，追随着音乐和音乐之中的力量。随着年代变迁，那时的青年在今天已经进入了中年。他们中有些人变成了乐手，有些人成了诗人，有些人成了商人，有些人成了公务员。但有些东西，有些精神却在他们的体内存在，并成为生活变迁的一些不可忽视的力量。
我们今天的“对话”，谈到的就是这样的中年人。我们还谈到了摇滚乐，谈到了小说和诗歌。无论哪种形式，其中的精神是不变的。因为音乐，我们找到了逃开乏味生活的方式，而艺术和小说，也同样是这样的桥梁。
摇滚乐是这个混乱无趣的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奇迹
杨海菘：你曾经在南京音乐台做了十年的摇滚乐主持人，对这个工作你有什么体会？
吴宇清：这是我用以谋生的工作之外的一份活，像婚姻之外时间最长的一次外遇。它给我带来很多这一生原本没有的际遇、朋友、我认为的最好的唱片，我为此感激，并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而骄傲。
在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的东西里面，摇滚乐始终占据第一位。这点往往要在一些关键时刻才体现。我一开始理解摇滚乐就是个青春期的东西，现在看来，远非如此。一些孩子从他们乏味的生活中逃出来，逃进这块田地，又最终被成人社会网罗而去，但那种精神的传承却延续下来，甚至根植于身体之中。这是这个混乱和无趣的世界里为数不多的奇迹。
杨海菘：但是实际上现在大部分人仍然把摇滚乐看作是青春期的一时放纵，甚至有很多中年人回顾自己当年听音乐的阶段时都带有自我嘲讽的口吻，这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吗？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所构成的一个普遍现象？
吴宇清：我这么理解：在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主流价值标准，那就是“成功”，就是钱就是名利就是权，就是媒体和人们通常追求和谈论的那些。我认为这说明我们的文化是幼稚和僵死的。这样一来，一些人度过青春期后，他觉得时间精力没有花在最值得的方面，觉得后悔。从传统来说，中国人愿意讲“回归”，不愿意接受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物，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需要一个可以依凭的归宿。很少有人愿意心智健康地面对虚无。而在我看来，反判那些腐朽的价值观，哪怕是集体性的、貌似强大的东西，摇滚乐都是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有时我也很想问问那些后悔的人，为什么你们不为自己这一生中，曾经从音乐中接触到那么多伟大的魂灵而骄傲呢？
杨海菘：我觉得有不少人通过你的节目了解了很多关于音乐以及伴随在其中的生活的一些东西，至少我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说你有没有有意识的这么做？
吴宇清：我首先把自己当乐迷，自认为很本分。在节目里不太过多张扬那种音乐以外的文化色彩。这或许是局外人的身份决定。事实上，我对快被定义完了的摇滚乐也有怀疑。如果说听众在节目中感受到一些与摇滚生活相关的东西，我愿意那不是教条的、片面的、缺乏思考力的时髦玩意。
杨海菘：但是每次当摇滚乐似乎快要被定义完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一种新的未被定义的“野性”，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吴宇清：摇滚乐本身或许具有这种“换血”机制，它也追求自由和自我反思。从身体和生理上说，它更吻合年轻人的血性。只要有年轻人，就会有新的问题和新的愤怒和思考，就有这个需要。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和文化现象，它内在的精神，和很多艺术的态度是一致的。它和现实保持着鲜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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