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蔡依琳的“男版”师洋，7位媒体顾问的第一反应是：“噢，天哪！”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娱乐图片
雪碧“我型我秀”歌唱选秀比赛7进6这一场到了最后关头。选手高娅媛和师洋进入待定席等待PK.号称“搞怪天王”的师洋已经获得了11票中的6票，可以直接晋级。
“师洋只是有装傻的天分，与唱歌相比，更适合做个表演者！高娅媛是一位有实力的选手，她被淘汰是这场比赛最大的悲剧！”媒体评审团成员之一、《新民周刊》的主笔胡展奋在台上慷慨陈辞之后，将票投给了已经被淘汰的高娅媛。
这番话为胡展奋的博客带来了两万多的点击量和近千条留言。包括“说洋洋的坏话就是和全国80万格格(师洋声称最喜欢《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因此师洋的粉丝被称为格格)为敌！”“小心回家被砍！”等等，胡展奋马上回话：“我绝不会道歉，除非你们把我宰了！”
3年来始终试图跟“超女”死磕的“选秀”节目———上海东方卫视“我型我秀”的“仲裁机构”中，今年出现了一个“媒体顾问团”，7名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的记者，在节目最后可以为“选手复活”(相当于淘汰)投出3票中的1票。胡展奋就是因为这个“媒体顾问”身份，才有机会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性格。
同样，今年“超级女声”的“仲裁机构”里，也出现了媒体的身影。全国总决选第一场和第二场，在“PK”环节上，大众评审团的组成由原来的海选招聘变成了三个部分：已被淘汰的超女、直接晋级的超女，还有来自报纸、杂志的娱乐文化记者。
海选、“PK”、短信投票，在这些并不新鲜的“选秀”形式中，媒体评审成了今年电视“选秀”节目惟一的新元素，为什么是记者呢？除了“公正客观报道”，记者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媒体评审，首先得“好看”
“我型我秀”决赛“8进7”，本报记者被选为“媒体顾问团”成员。节目组给每位记者发了一份选手资料，上面印有他们的照片和简单的音乐履历。导演介绍完节目进程，记者“顾问团”就上场了。
刚开始7个媒体顾问像做功课一样，无比郑重地听着选手演唱。广告时间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上来跟大家说：“能不能热烈一点呢？你们这么安静，电视上看起来很不好看。还有你———”她指了指其中一个媒体顾问，“老是发短信，在电视上很不好看。”
节目进行到一半时，7个媒体顾问碰了一下头，发现7个人支持的是7个不同的选手，除了“搞怪天王”师洋，每位选手都有一位媒体顾问拥趸。争论了若干次之后，大家决定，就选校园摇滚歌手王啸坤了：“谁最后跟这个小伙子PK，那就只能算他活该倒霉了。”
王啸坤第一轮短信不如师洋，进入待定；第二轮短信不如同样走摇滚路线的俞思远。媒体顾问们开始摩拳擦掌，准备“救助”了。可还没轮到媒体顾问出手，王啸坤在第三轮中就被评委“保送”进了下一轮比赛。
留下来决斗的是，酷似刘德华的选手吴斌和有着“贵族气质”的马海生。
媒体顾问该施展仲裁权了。
到了最后这一步，决定淘汰哪个选手，有3张票，第一张：媒体顾问团；第二张：短信票数；第三张：4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3个结果由主持人同时开启，票多者胜。
7个媒体顾问争论不休，最后勉强达成一致：根据现场的唱歌表现和应变能力，这一票投给吴斌。
最后胜出的也是吴斌。虽然在短信票数上落后马海生，但他获得了媒体顾问团、专业评委两票，得以直接晋级。
而在“超级女声”的大众评审中，媒体成员和其他“超女”一起给“PK”台上的选手投票。
10强入围赛第二场比赛，最后被送上待定席的是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的校园歌手尚雯婕(blog)和二炮文工团的军籍歌手巩贺。大众评审共31位，前16位由落选的“超女”担任，后15位由记者担任。
《华商晨报》记者陶毅，把票投给了辽宁同乡巩贺。
“我是东北的记者，自然支持我们这边的选手了。”陶毅说。
最后巩贺只获得6票，被直接淘汰。
来自《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广州、重庆、成都的媒体，将票投给了尚雯婕。而落选“超女”评委的16票中，有12票投给了尚雯婕。
有没有黑幕？
“他们(节目组)告诉我喜欢谁就投给谁。”担任“超女”大众评审之后，记者陶毅这样说。
而本报记者担任“我型我秀”的“媒体顾问”时，导演也特意跟大家说：“投谁不投谁，最后要你们自己决定！”
总之，聘请了记者担任评委的“选秀”节目，都会主动鼓励记者们“客观公正”地运用那份小小的权力，显得无比磊落。
而作为记者，则都会职业性地发问：节目组想通过我们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引入媒体评审意义，就在于“模拟一个歌手未来发展的环境”，东方卫视副总经理、副总编辑，也是第一年负责“我型我秀”的蒋为民这样告诉记者。
简单来说，短信代表市场，评委代表专业唱片公司，媒体顾问团代表媒体环境。选手最后还是要给观众唱歌的，他不是永远只唱给这几个评委听，也不是永远只唱给几个老师听。
“媒体可以捧杀一个人，也可以打杀一个人，媒体对这些明星和公众人物来讲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因此我们把这个元素模拟进来……”
作为评审的记者几乎都是带着采访任务过来的，参与归参与，报道归报道。
“我一开始也怀疑湖南卫视得玩‘猫腻’。到了这一步，我不好说有没有黑幕，但至少我自己没有看到。”陶毅说。
一些报道则高调宣称：媒体的加入让大众评审团有了更公正、透明的形象，媒体的亲身参与使得他们对节目有了更深的了解，让一些所谓“黑幕”、“内定”的传闻不攻自破。
实际上分给媒体的权力并不大。“超女”的大众评审中，媒体评审与落选“超女”评审的比例是15：16；而在“我型我秀”中，是三分之一。
媒体评审，“是个虫还是个鸟？”
媒体评审没起到想象中的重要作用？蒋为民不这么看。
他认为，如果评委和观众之间分歧严重时，媒体的态度就比较重要了。
“媒体取决于受众，所以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会和观众走得很近，但媒体也不希望自己是媚俗的。”
在“我型我秀”的“9进8”比赛中，没有得到什么机会发言的媒体顾问团，内部倒是一路争论，因为他们很怕把师洋交到他们手里，因为不知道是该饶他还是杀他。
师洋就是被胡展奋称为“有装傻的天分”的那个选手，他一路搞怪，曾经戴着假发边唱《舞娘》边模仿蔡依琳的动作，评委席上的黄安(blog)没忍住，一个矿泉水瓶子就砸了过去。
看着金龟子模样的师洋，评委陈小春疑惑地问：“你是个虫还是个鸟？”还问旁边的环球唱片总裁洪迪：“他安安静静地唱歌不好吗？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吗？”
洪迪回答：“那就不是师洋了，他也不会这么受欢迎了。”
后来，媒体顾问团决定“挺”师洋，因为他确实有“娱乐精神”。这个理由，是“媚俗”的，还是“独立”的？或者，是以“独立”的造型“媚俗”？再或者，是以“媚俗”的造型“独立”？
蒋为民认为，“我觉得这个角度就是媒体的，观众不会去提炼‘娱乐精神’，评委只是关注音乐本身。媒体的角度，就是带有些变形的观众的角度，不可能永远拒绝受众，但也不可能屈从于受众”。
而且，蒋为民觉得“媒体们会说一些评委和观众都不会说的话”。比如胡展奋对师洋的评价，就是一种媒体评论的角度。因为师洋的粉丝们不会认为“师洋有装傻的天分”，评委们也不可能说“高娅媛的淘汰，是今天晚上最大的悲剧”。
在“超女”比赛中，众记者只是投票，不能发言。“我型我秀”节目“9进8”第一次请来媒体顾问团，他们也没有时间发言。而“8进7”比赛中，记者们第一次有了说话的机会。
比赛接近尾声，当媒体顾问团几经争执终于把写好的选手名单交给主持人戴军，《华商晨报》主任记者季绍华代表媒体团发言。
第一次上镜头，季绍华一边讲话一边低头瞄瞄写在手心儿里的词儿。他说：“我们一致认为，这场比赛应该进入复活席的是———”
此时季绍华若抢先宣布评审结果，是有违程序的，因为按照规则，短信、评委、媒体顾问团的3票应同时开启。
于是女主持人周瑾花容失色，大叫：“评委老师，不要说！”
现场一片混乱，导演也不知所措。季绍华顿了一下，在主持人戴军快要冲过来时，大声宣布：“我们认为，应该进入复活席的是——戴军！”
在全场闹哄哄的粉丝喊声中，这个包袱没有抖响。
记者手记 自愿的“中计”
从来都是选秀节目的旁观者，突然被邀请做“我型我秀”的媒体评审，我犹豫了一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节目组找到我们，肯定是因为我们有用。明摆着的用处至少有两条：一是搏版面，你记者来了，能不报道吗？二是“正视听”，既然你们记者左一个黑幕，右一个暗箱，这次我就明厨明灶让你们看这盘菜怎么炒。
大家都是媒体，智商没有明显差别。各人的想法虽然都那么赤裸裸的，但也并非见不得人，这就像商人不会因为生意伙伴想利用自己赚钱就不打交道了一样，有钱大家赚嘛。这么一想我就动心了。
我很想了解纸媒和电视媒体之间的互动。这个媒体顾问团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将会起到什么作用。作为记者我很好奇，我也相信，读者们包括粉丝们也会一样好奇——说不定比我还好奇。
于是决定去。
到了现场才知道，我要戴着小胸牌，还要在电视上露小脸，告诉观众我是哪个媒体的，我又开始犯嘀咕，这算不算代表报社形象呢？
请示之后，上边的批示是，上，咱们至少要先看看是怎么回事，本能反感或本能赞美那不是记者干的事。
这下踏实了，我参加了，且很投入。几位记者同行当了媒体评审团之后，都有摩拳擦掌之心：既然打入“敌人”内部了，出点揭黑挖丑的报道也是应该的吧？但人家电视台从头到尾只说“你喜欢谁就投给谁”。
走过整个程序之后，突然觉得就算没揭到什么黑幕，这一趟也算不白来。你说我中计了，我也无所谓；大家相互“设计”，相互“中计”，各取所需吧。
主办方的聪明在于，从根本上掌控这个局势的还是他们。权力分你一点，大局却是尽在掌握中。这盘菜从怎么洗，怎么下锅，炒到几分火候，都明明白白的给我们看。但是选菜的过程没有我们参与，只能决定菜出锅是要加点酱油还是加点老醋。
其实，对于电视台来说，无论是“超女”“好男”“我秀”，统统都是产品而已，收视率才是硬道理。
反观我们纸媒，是否也是如此呢？至少，有时候是吧？甄晓菲/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