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的“原罪”
以张元、娄烨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曾经背负了“为电影节拍片”的非议。与这一谴责相比,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因为国际电影节遭受的非难则因为涉及“丑化民族形象”而显得更为严重。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也是“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异域风景开始呈现在西方世界的面前。同一时期的《黄土地》、《盗马贼》、《
一个和八个》等影片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而被这种说法批判最多的是张艺谋、陈凯歌两人。
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从极左僵化的思路,简单的民族主义出发,对艺术创作的规律毫无了解的人发出的一些比较奇怪的论调。对于电影艺术作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看它表现的人物、境遇和社会状况是否真实,是否引起我们对历史现实,社会环境和自身生存境遇的种种思考。”
实际上,电影在“电影节”上展示本身只是电影工业中的一个环节,“拍给谁看的”并非一个需要过度纠缠的问题。正如张艺谋所说:“去电影节就像赴庙会似的……说得动听一点是文化交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个物质交流会”。
随着国内外交流的频繁,人们意识到艺术作品不是简单地为民族文化张灯结彩。而此时的张艺谋和陈凯歌也实现了商业化转型,对于到国际电影节参展影片中“民族形象”的讨论声音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还会表现为批评中国年轻导演“为西方电影节评委拍片,投合西方评委口味”。王超的《安阳婴儿》得奖也遭受过非议。
但这个话题已经不再那么沉重。新一代导演如贾樟柯更是在努力进行一种忠实于现实状态的本土面貌展示。正如在法国影评人米歇尔评论《小武》的文章《另一种视线中的小偷》中说——“想来寻找异国情调的西方游客最好趁早离开:这里没有东方的丝绸,没有娇艳的小妾,也没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海洋--这里没有打着揭露的幌子来乘机展览那些动人诱饵的任何东西。 ”
中国电影的“全民健身”尚远
鼓励青年导演,扶植新人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一贯原则。很多知名导演都因荣获电影节大奖而声名鹊起,有的甚至是以其导演处女作参赛,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斯蒂文·索德博格的《性、谎言、录像带》等。被称为“世界电影节之父”的威尼斯电影节就以“新、奇、快”发掘导演而著称,成为电影大师的摇篮。黑泽明、沟口健二、萨蒂亚吉特·雷伊这些亚洲电影泰斗都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功不可没”,郝建用这四个字概括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他认为,国际电影节作为一个电影工业产品的交易平台,首先是为中国导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张艺谋、陈凯歌来说,如果没有国际电影节就没有他们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对于贾樟柯这样的导演来说,是争取到初期作品的公开放映机会。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认为,国际电影节评奖和中国电影发展的关系类似于奥运会金牌和全民健身。导演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大家为他高兴。但中国电影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丽娜/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