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消息说，广电总局正酝酿制定新的管理条例，要对违规的视频网站实施“围剿”。这就意味着，任何人再在互联网弄小电影，都得去领取制作许可证。这消息一经公布便广招板砖，人们猜测它的缘由，跟近期流行的“网络恶搞”密切相关。
所谓网络恶搞，就是运用类似“无厘头”的方式，以网络音视频为手段创作的声画小品。问题在于：其内容多是对现实社会的鞭挞与反讽，而叙述则跟主流艺术截然相反——甚
至刻意颠覆主流的叙述方式。网络恶搞虽然早已有之，但成为公众议题是在去年。众所周知，一名叫胡戈(blog)的年轻人，用《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挑战著名导演陈凯歌，也把中国互联网的“恶搞”带入繁荣时期。形形色色的作品四处流转，而广电总局拟推的“围剿”规定除了利益原因之外，还由于“恶搞”涉及了红色经典和英雄人物。
《中国青年报》不久前发布消息，称其与新浪网的共同调查显示：89.5%的被访人群不赞成网络恶搞，原因是它“混淆了青少年的是非观、价值观”。这大概是“恶搞”最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
然而不然。恶搞之所以有价值恰是因为不同于“正搞”。有人说：“让我们的艺术创造力远离网络恶搞”，可是，是否的确有统一趣味的“我们”存在？比如反对超女的刘忠德，跟咱那位是“凉粉”的街坊——他们是否有可以称为“我们”的艺术标准？而且相比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时代，今天的进步不就是体现在允许多元吗？
其实改革开放后，姜昆曾经恶搞过“革命光头像”，另外也有其他的相声演员，恶搞过战场上百击而不死的红军，最后还要“连长，这，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恶搞难道不是因为，群众对于过去的文艺和宣传腔调有意见，而“高大全”的“正搞”已经被质疑了吗？
如果正搞根本就是恶搞，那么再恶搞一次也许更逼近“原装的”历史。中青报不赞成恶搞的那些父母们，他们是否曾受过《金光大道》、《艳阳天》的恶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难道它们不就是对事实的荒诞“恶搞”吗？换句话说，正搞的是非观和人生观是否必然不能质疑？陈凯歌是否必然比胡戈更能代表“正确”？
红色经典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对历史的叙述是在特定的语境之下的。既然我们已经否定了那个语境(比如“文革”)，则对它的评论就应该允许使用否定(比如被夸大的阶级斗争)。对错误的否定才是对历史的尊重，而没有人规定否定的办法只能采用正搞——因为是在互联网而非学术期刊上，其作者是普通网友而不是教授和学者。
对英雄的解构则需要分别解说，或说它所带来的效应是矛盾的。首先，由于以往在写作中过多地使用了“合理想像”(比如邱少云牺牲前的心理活动)，恶搞对于新闻理念有某种正本清源的价值；另一方面，对英雄的解构也跟无厘头电影一样，可能造成某种崇高追求的瓦解，从而使青少年越来越倾向于游戏的生活态度。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允许“二搞”并存，就像艺术一样，传统或主流艺术固然应该发扬和保持，但也未必要“围剿”先锋和前卫艺术——就算他们在荒岛上脱掉衣服，或者拿用铁链把自己捆在马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