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亚洲周刊》以整版篇幅评价刚刚在香港举行首映礼的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影评者认为：
《三峡好人》给予平凡人以英雄的注目礼，成为这个大片横行的焦虑年代最美的亮点。
中国导演贾樟柯在威尼斯夺魁的《三峡好人》像很多真正的杰作一样，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的杰作。杰作的原意是一个系列或类型之中的出类拔错之作，像《教父》之于犯罪片，《驱魔人》之于恐怖片或者《情书》之于爱情片。有时，我们称某部电影为杰作，因为它使某些艺术价值得到最极致、最高境界的表现。比如意大利导演第昔加的《单车窃贼》堪称杰作，因为它将新写实主义那种以冷静写实手法呈现社会中下层生活的主张贯彻的义无反顾。
踏入二十一世纪，称得上杰作的电影往往不是与古典杰作传统一脉相承的作品，而是对传统最否定、最有破坏力的作品。早年以《独行侠》的角色而为全球观众认识的伊斯特·伍德由动作明星蜕变为电影作者，其执导的作品价值几乎全然建立在一个“反”字上面——反类型、反建制与反英雄：《未被饶恕》挑战西部牛仔片的英雄传说，《神秘河》批判美国人恃强凌弱的民作劣根性，《百万美元宝贝》写美国社会的麻木不仁，以及金钱的价值怎样取代宗教与家庭的价值。
《三峡好人》既不是以上任何一种意义上的杰作，也可以说是结合了以上各种意义一部杰作。它令人想到的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对杰作的定义：神秘、捉摸不定；既不符合标准，又难以名之。
《三峡好人》敢于冒的最大风险是在写实主义框架中抹上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形式上，影片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与自然光，选用非职业演员与讲究自然的生活细节描写。然而这种对写实性的最大限度追求，没有妨碍贾樟柯在影片中给予意象特异的、不合逻辑的安排，例如一座建筑物忽然像火箭一样冲上云霄，或者以个人在天空中漫步。
这些超现实的笔触并不为表现人类的潜意识状态，也不是要反抗写实主义。相反，《三峡好人》呈现的恰是一个传统道法纲常以失去的新世界。在这种新秩序下，一切的旧东西，从长江三峡到婚姻关系，都被个人无法抗拒的社会进步砸得稀巴烂。的确，拆毁的景象在整部电影里以主题一再出现的方式呈现，可以说是影片的“引导动机”。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老县城以被淹没，新县城还未盖好。老百姓无法适应，也逐渐将荒谬视为生活的必然。从这个角度看，影片的超现实色彩呼应的，是观众对新世界的焦虑。
这也是贾樟柯的一次自我超越。贾樟柯的大部分作品，皆以一种真实电影式的直接纪录手法拍摄。他作为导演，几乎选择了置身事外，不干涉事件进行。这个当然是假象，但却致命的压抑了贾樟柯作为其作品的主要作者的个性和独创性；也是贾樟柯拍片多年，却始终无法建立张艺谋或陈凯歌的作者权威的最重要原因。可是《三峡好人》那种来自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张力和矛盾的原创性，却不仅表现出贾樟柯对电影形式与美学的高度自觉，还体现了“作者论”的风格主张。
《三峡好人》另一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方，是彻底颠覆了中国电影的英雄想像。从《红高粱》的抗日勇士《可可西里》中巡山队队长的舍生取义，中国电影的英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更多是创作人闭门造车的发明，而并非取材自生活的发现。中国导演中不乏有勇气正视平凡人、失败者的生活和存在者，却绝少有导演像贾樟柯那样，有想像力将平凡人和失败者描绘成英雄。
环顾今日的中国影坛，除了贾樟柯，还有谁愿意用摇摄(pan)的方式，三番四次给予煤矿工人韩三明一种英雄式的注目礼？又还有谁有胆量在一套以平凡人、失败者当主角的电影里，一次又一次对港产英雄片的典范《英雄本色》进行指涉？当张艺谋、王家卫和陈凯歌这些导演越来越迷信明星制度，当观众的英雄想象越来越贫乏，《三峡好人》的韩三明的确令人眼前一亮。这会使中国电影一个新的文化英雄主义时代的开始吗？厂肯定不会，但幻想总是美丽的。(林沛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