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曲家的路已经走歪了，把音乐从感性艺术变成了理性艺术。他们已经不是作曲家，而是科学家和数学家。
●我又不是马友友，自己不能决定拉什么曲子。他名气大，跑到哪个乐团要拉什么，乐团肯定同意。我要这么说，他们会说“算了你别拉了”。
●我也希望自己很有名，但我要的是真正的名气。比如老百姓都知道马友友，但未必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干吗的。
●美国人要迎合的正是这种大众口味。现在美国和国内的电视节目90%都是垃圾，大家看了只能变得越来越笨。“
王健对全世界追逐美国文化的现象表示不满。本报记者周晓东摄
昨晚，华人大提琴家王健和捷克指挥大师贝洛拉维克率领的BBC交响乐团在中山音乐堂专场演出。这是BBC交响乐团在25年后第二场访京音乐会，也是王健两年来的又一次在京演出。
在同一辈的大提琴家中，王健是位佼佼者：他年纪轻轻就与大师皮耶丝合作在DG旗下录音，并迅速成为DG旗下的签约艺术家。目前王健“居无定所”，全年在世界各地奔波演出，档期满满。而行走于古典音乐的世界之旅中，王健对美国文化、对当代古典音乐有自己的看法。
中国现代作曲家比欧美的有意思
新京报：跟上次来京演出相隔两年，你觉得自己的演奏有什么变化？
王健：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变化，很微妙的，这是当音乐家的乐趣，好好用心，在里头有小小的收获都很令人满足。我练琴时间非常少———小时候我爸爸规定我每天只练五分钟，但这五分钟一定要达到某个效果，至今我都保留这种习惯。演奏也许跟画画一样，最高境界是能把败笔变成绝笔。有次我看齐白石的纪录片，他手抖着将要画的时候，一大块墨掉到纸上了。但后来他加上几笔，几个蝌蚪居然就活过来了。我们以前只追求纯粹的美，都要漂亮，每一句都不要瑕疵，这是对的，但搞艺术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成长是要蜕掉一层皮，再长一层皮。
新京报：似乎你很少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王健：从整体来说，中国的现代作曲家比欧美的作曲家有意思得多。从勋伯格开始，西方作曲家的路已经走歪了，把音乐从感性艺术变成了理性艺术。他们已经不是作曲家，而是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写的东西需要电脑才能计算出来。走到这一步了，音乐还叫什么音乐？中国最近这一批作曲家，不管谭盾如何追求普及，他们终极追求的还是声音上的冲击力。做不到在声音上有震撼力，不管你在科学上多精确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对他们的作品接触得比较片面，平时拉得很少：因为生存需要。乐团不让演这个曲子，自己喊死要拉什么都没用。我又不是马友友，自己不能决定拉什么曲子。他名气大，跑到哪个乐团要拉什么，乐团肯定同意。我要这么说，他们会说“算了你别拉了”。中国的作品虽然在西方很受注目，但在受众方面，仍然需要一个大明星撑着。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跟马友友走的是不同的路。
王健：马友友有些跨界唱片我很喜欢，但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不是很开朗，不愿意和很多人扯在一起，搞得太大太烦了我觉得没意思。我也希望自己很有名，但我要的是真正的名气。
比如老百姓都知道马友友，但未必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干吗的；如果说最喜欢他的探戈，其实不在点上。他在探戈上只用了1%的力气，如果他成名在这上面，我觉得比较可悲。等于有人崇拜我，说我是数学天才，或者说我帅，我会得意一阵，但一阵以后就会觉得这是胡扯，这不是我，你搞错了。这是虚名。我见得太多了。
学派现在早就不存在了
新京报：你16岁离开中国，16年里分别在美国、葡萄牙和英国住过。以音乐家的敏感，你对这几个地方的人群有什么比较？
王健：美国人是个很纯真的民族，像十五六岁的小孩，也跟好莱坞的电影一样，黑白分明。在电视里跟大街上会经常看到有人很自信地嚷嚷：“我是最好的”。明明没有自信，也不怕说“我一定会赢”。在中国人和欧洲人看来这样很不可思议。我很讨厌看一些美国电视节目，居然把两个刚刚吵翻的男女朋友叫到台上来，让他们说“你离开，我多么伤心”。这种东西在电视里说出来就没意思了。拿肖斯塔科维奇为例，美国的听众在听这样有压抑和畏惧感的音乐会听不懂，类似这样的社会环境他们从没经历过。
新京报：从前人们常提及“俄罗斯学派”、“德奥学派”。你在不同的国家长期待过，哪里的养分吸收最充分？
王健：人们在坐上飞机以前当然有学派之分：因为风格就在这国家待着。学派现在早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自己跟欧洲的年轻演奏家相比，会有美国的色彩———比较夸张，力度对比很大，容易说出事儿来。在美国，我又比不上他们的戏剧性，会显得更讲究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微妙变化。美国乐团非常刺激，讲究大对比；欧洲的乐团都灰蒙蒙的，从来没有刺儿，但是在这些灰蒙蒙里面会有几十种不同的层次。
只追求大众口味很可悲
新京报：有人说，美国文化是喂饱大众的文化，依你看对古典音乐的发展有阻碍吗？
王健：古典音乐跟古典诗词一样，以前欧洲的精神文化都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虽然这些人干过很多坏事，但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对文化都有很复杂的要求，即使听不懂，也会支持好音乐。
但从美国开始这个世界就变了：他们是百分之百为大众服务的。一个人要变得有思想、有精神追求、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是需要过程的，所有人从小都是愚昧无知的，对文化娱乐的要求非常简单。美国人要迎合的正是这种大众口味。现在美国和国内的电视节目90%都是垃圾，大家看了只能变得越来越笨。媒体有责任提高大众的精神境界。精神世界是不可以控制在商人手里的，只追求大众口味很可悲，可惜现在全世界都在学美国。
新京报：唱片工业的形势如何？
王健：唱片也一样，但总有人在顽抗，比如现在很少的几家古典唱片公司。DG公司挣钱很困难，如果只出于追求经济效益的话，就会步BMG、SONY的后尘，把古典部门关掉，就做流行音乐了。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从远古开始就一直在斗争。现在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人，孔子老子，当时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怪人。而德国人如数家珍说自己历史上有那么多作曲家，多么伟大，我经常会提醒他们，这些人都是你们生活圈子外的人，你们饿死了多少杰出的作曲家。
采写：本报记者张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