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摩纪》至今没能公映，既令人遗憾，也令人不解。即便单就其对四川大凉山彝族“毕摩”文化的展示来说，这也是一部充满理解力和尊重感的纪录片，何况它的电影艺术本身还很具魅力。我相信，如果人们的心态都能公正平和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喜欢它。
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并不是特别“主流”，至少它全无其他纪录片中寻常所见的粗糙感，也不只专注于狭义的题材本身。在叙事流畅、画面优美方面，《毕摩纪
》不输很多优秀的故事片，这使得它看上去不是那么的“原生态”，可是很显然的是，艺术成就亦是纪录片的应有价值之一。另外，“毕摩”文化的最真实一面，正是在这样的精心建构下才得以呈现。
《毕摩纪》并没有贪图对“毕摩”文化的全面展示，而是选择了当地的3位“毕摩”(即巫师)的日常生活作为注目的焦点，由于拍摄技艺精到，使得整部电影中充满了人与故事的活力。
在片中，“善性毕摩”为人治病、祈祷，仍然受到彝民们的尊重；“恶性毕摩”代人诅咒仇家，在政府的禁令之下早已势微；“村官毕摩”则借助传统的宗教地位来谋求世俗官位，因为选举舞弊而被当地政府处理。3个人物的故事，恰合“毕摩”们在今日的命运，分别指向延续、遗弃和变质。
通常来说，纪录片要面对的人与事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与周遭现实有着深邃的关联。《毕摩纪》的镜头很少扩展到当地村落范围之外，仅有“歌手”这一个人物来自日益现代化的外界，但彝族部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却被完整地揭示了出来。这有赖于导演对自己镜头下的人物所做的杰出的理解。
在电影的开端部分，“歌手”回到彝族部落之际，“恶性毕摩”醉倒在村口，对“歌手”说了好多句祝福，情谊深切，似又带有“一代不如一代”惆怅，不过在这之后他做出了一个略带戏剧性的举动：完成任务，倒头就睡。在这里，来自外界的“歌手”与完全属于本地的“恶性毕摩”之间产生了一个小小的错位，他们的行为逻辑完全不同，令观众直观地了解到彝族部落的传统与现代文明如何在细节中折冲、抵触。
整部《毕摩纪》的故事就在这种“文化冲突”的背景中展开。重要的是，导演没有选择那些冲突最激烈的场景，比如说发生在当地行政、教育、医疗中心周围的故事，而是选择了村落中的一系列小事件。我想这体现了导演的一种清醒的认识：真正重要的冲突总是由无数碎片组成的，真正的事实总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大概也是导演在片中使用了夜风吹动竹林等空镜的原因所在。环境、植物、天气，这一切看似虚无的东西，在事实上，通过漫长而真切的逻辑，一定与当地每个人物的一切都息息相关。我们怎能想象，没有连绵的山脉，而有“毕摩”文化的产生，而有被电影呈现出的故事？
理解题材常常比展示题材更重要。对于纪录片来说，这意味着导演的一个意识要比几十万尺长的胶片更重要。
至于如何处理各种来源迥异的画面元素，比如如何衔接“恶性毕摩的病痛”与“村落事务中的毕摩选举”，就要完全依靠导演的个人才能。就其结果来说，《毕摩纪》的呈现相当引人入胜。在节奏上，张弛有度，富于变化；在意味上，留有余韵，引人沉思；在结构上，前后映照，给人以从容不迫之感。
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好电影的一个标志是使观众的心灵受益，《毕摩纪》做到了这一点。通常来说，纪录片的关切之处在于当下的生活情境，令人思考今日世界的彼地为何发生彼事。不过更好一些的纪录片不仅完成这一任务，还会超越具体的题材，令人重温人类生活中更恒久的感触。
从这个角度讲，《毕摩纪》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声叹息——它令人想到，3位“毕摩”在时代演变的风中被动地摇摆，而世界上的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任何好的电影，我想最终都不是作用于理性，而是因能导致人们情感的波动而具备价值。《毕摩纪》以故事片化的叙事方式，以优美的画面，以人物心理的袒露，而具备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艺术成就。
好的纪录片和好的故事片一样，不仅让观众对其所述之事留下印象，而且会对导演本人产生好奇心。这一事实的存在前提是，导演显现了其才能，在驾驭题材上应对裕如，又有个性化的魅力。看过《毕摩纪》之后，我的好奇心之一就是，导演杨蕊拍摄的故事片会是何种面貌？就其展露的特质来说，她更适合去主导那些更为自由、更为大型的电影。李海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