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在路上》成为全世界几代精神流亡者的自白书。它在文体与精神旨趣上启发了中国众多的新写作者和音乐人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正处在战后物质复苏与精神抑郁的麦卡锡时代，窒息却无路可逃的美国青年自称为“Beat Generation”(又被60年代革命气盛的中国译者贬抑地译成了“垮掉的一代”)，他们一无所有，流离失所，却拥有叛逆的思想、不羁的肉体以及自由的
行动意志。
这些嬉皮先驱们将虚妄的梦想寄托在大陆的彼端，一次又一次横穿美国东、西两岸的纽约和旧金山，甚至远及域外的墨西哥城，冀望以一种狂野的奥德赛之旅夯实他们灵魂深处的空洞。于是凯鲁亚克在30米长的打字纸上一气呵成的自传式小说《在路上》，50年来，它成为全世界几代精神流亡者的自白书。
“下一次疯狂的冒险”是《在路上》感召无数追随者的布道词。凯鲁亚克蒸腾于大麻烟雾中的躁动笔触，梦幻般地掠过北美大地上的城市与乡村，掀开一张张埋没在尘埃深处的孤独面孔，继而毫不容情地诅咒着冷漠而刻板的美国社会。这种“无因的反叛”不单感染了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知识青年，也开启了60年代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的先声。正如安迪·沃霍尔评论1955年因车祸身亡的美国演员詹姆斯·迪恩——与“垮掉的一代”同时代的青春叛逆偶像——时所说的那样：“他成为我们的英雄的原因不在于他的完美，而在于他完美地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被损坏然而美丽的灵魂……”
作为突破美国战后保守文化、追求个性解放的破冰之作，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从各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的文化艺术与价值观念。而凯鲁亚克的小说与金斯伯格的诗歌，也被认作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
作为内部参考读物，60年代《在路上》即以节译本的形式进入中国。在当时，这本小说被斥之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样板，长期背负着“垮掉”的恶名。然而近二十年来，《在路上》却在中国焕发出了迟来的魅力。
它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组支援火力，而且在文体与精神旨趣上启发了众多的新写作者和音乐人。王朔《顽主》式的“痞子文学”与崔健《一无所有》式的摇滚乐，即是这一文化浪潮的早期中国式回响。
90年代初期，某种意义上的思想苦闷使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与嬉皮士文化接近的社会群体。一批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圆明园附近村落聚居的“流浪艺术家”，放弃在当时尚属宝贵的单位身份，构成了一个贫困、混乱却自由、放浪的艺术小团体。直到1994年圆明园画家村被强行驱除之前，生活于其中的画家、诗人、歌手们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并与邻近北大、清华的青年知识分子从精神到肉体上都交往密切。
他们从行为上践行了“垮掉一代”的非体制化生存方式，故乡与北京之间的地理距离、主流社会与边缘化生存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这些人深刻地体验到杰克·凯鲁亚克曾经感受过的孤独、躁动和放荡不羁，而他们对沉闷的社会肌体所带来的颠覆作用也是空前的。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的中国，个人从体制、思想和物质上赢得的独立性超越于此前的任一阶段。
“一种空前的自由感突然的到来却让我胆怯。”活跃在那一时期的民谣歌手杨一曾写道，“这时候的自由不再是一个字眼，一个概念，而是一股巨大的旋风，一股把火车推进黑夜的力量。”“在路上”这三个字赫然成为文艺青年的口头禅。自由职业成为可行的生存之道，到远方进行精神意义上的漫游更成为一种理想化的人生追求。
然而，白衣飘飘的年代很快被全球化的经济大潮所吞噬，在中国昙花一现的波西米亚生存方式摇身便化成所谓的“波波族”：既要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还要摆出随意不羁的时尚态度，骨子里却恪守着中产阶级的致富梦想。如今那些用昂贵的户外装备武装到牙齿的“自驾游”爱好者们，那些手捧旅行攻略，慵懒地寄居在丽江、阳朔等“自助游”胜地的背包客们，自然也会将“在路上”三个字牢牢挂在嘴上和网上，却不再能体味凯鲁亚克和同伴们穿越荒野时所感受的精神苦痛，他们燃烧的灵魂和野性勃发的自由意志。这并非他们个人的缺失，是我们时代的懦弱与悲剧。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已将此书重新翻译出版。明年，《在路上》即将迎来它出版五十年的纪念日。50年前，就在凯鲁亚克进行他在北美旅行的同时，另一位年轻人也穿行在拉丁美洲的丛林和城镇，并用一部《南美丛林日记》记载了他的旅行生涯，他就是日后的古巴革命领袖——阿根廷人切·格瓦拉。虽然他们从未在行程中邂逅，他们也绝非思想上的同路人，但这两场孤独的旅程却影响了整个美洲乃至全世界的脚步——凯鲁亚克和格瓦拉，愿他们在天堂相逢！(文/朱靖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