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否认人可以相互理解，但可以相互理解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代替。西方人拍社会性恐惧的片子，令人无法恭维，因为他们没有沦肌浃髓的感受。
好几年前看过一部好莱坞影片《红色角落》。按照正式的定性，这是一部反华影片，我看了以后，觉得它搞笑得离奇。当然，影片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想讲一个中国司法制度很成问题的故事，不过，当我看到电影中一个将军坐镇法院去施加压力，又因为他儿子的
案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而拿出枪来现场击毙了法官，我就不得不感叹它反华的能力实在过于低下。
我看过不少类似的影片，大致说都让我产生“海客谈瀛洲”的印象。有一部影片叫《牛棚》，在法国拍摄，讲的却是中国荒唐岁月里的故事，态度仍然严肃，对“牛棚”生活的可怕程度给以着力的表现，且不无夸张，但即使有如此大剂量的渲染，我仍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哪怕是当一个寓言来看也会觉得它虚假，何况它努力要表明那是真实。
还看过一部卢卡斯的《五百年后》，讲那时的人类将被专制统治所控制，而英雄又是怎样拯救了众生。前些时又看到一部《V字特攻队》，也是讲未来某时，英国出现了一个恐怖政权，英雄在《1812序曲》的雄壮音乐中手指向哪里就破坏到哪里，终于解放英国。有一部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拍成了电影，看上去小说的筋骨都在，但同样让人体验不到“老大哥”统治的可怕。
我不能不说，要让一个西方人来拍某个恐怖绑架的故事，大致上还行，但要让他来拍一部体制性恐怖的片子，他就明显地“缺乏生活基础”。他总会倾向于认为只有依靠某种先进技术才能够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恐惧，于是总要借助于“电幕”、电脑读心术、药物控制之类的道具来显示问题的严重，如果电影所表现的时代不允许出现这些先进装备，那么他就要靠蝎子满身爬、饿得嗷嗷叫来表明事情是多么糟糕。
当然，我并不觉得他们这样想事情有什么不正常。他并非没有社会生活的恐惧感，在悠闲的生活之余，他还有着“千岁忧”，也可以说不容易，只是令人恐惧的社会怎样才能形成，以及社会恐惧怎样才能实现，超出了他们的经验。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原本不是这样，如果没有某种先进的技术来改变社会生活的轨迹，他们实在无法想象人怎么能够被控制得起来。这就像美国人很难理解人何以能够被逐出自己的家园，他老认为谁要不经允许进入我的房子，我就拿起枪来打他。因此，他们拍的体制性恐惧的影片，要么就会拍成“科幻片”(只有这样才能用得上先进技术)，要么就会拍成严肃而又离奇的无厘头。
我也看过另外一些表现社会性恐惧的电影，哪怕只是几个情节，也能让人不寒而栗。捷克1960年代拍的《玩笑》，真的是生活流，但就是让我有感觉，一个大学生在明信片上写了几句玩笑话，马上陷入了麻烦，同学们开会讨论的场景，那种熔真诚与表演于一炉的正确性展示，令人神会。匈牙利拍的《斯大林的新娘》中，一个疯女人也会因为牵涉到“反党集团”案件，显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打击密度。俄罗斯影片《烈日灼人》更是在极具抒情性的镜头之下，表现了“突然敲门”对社会产生的恐怖效果。
中国影片怎样呢？我觉得至少比西方人拍东方事要传神得多。谢晋的《芙蓉镇》拍了很多年了，我没看到有哪部西方人拍的影片在表现政治给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造成的摧毁方面能超出它的。真正说来，在一个社会中形成普遍的恐惧，固然可能通过电幕、读心术、思维控制药物之类的技术，但更加可能的是根本不需要这种“硬技术”，而只要一种制造环境与氛围的技术就足够了。周厉王几千年以前就可以搞出“道路以目”的景象，有多大的“硬技术”作支撑呢，无非是“卫巫监国”罢了，用了些人而已。
这种艺术上的隔膜，来自于生活上的隔膜。每个人终究只能在他的生活中去从事艺术，而难以从心灵深处体验到超越于生活的感受。我当然不否认人可以相互理解，但可以相互理解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代替。西方人拍社会性恐惧的片子，令人无法恭维，因为他们没有沦肌浃髓的感受，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来拍就味道纯正。这正如西方人拍反思现代性的影片，会让人感觉传神确当，还在前现代中的人来拍这种片子，就往往荒腔走板。撰稿／刘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