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大爷九十三岁了，他住在北京胡同的大杂院里，他一辈子都是剃头匠，现在，他还经常上门为老主顾剃头，用的是老式的须刷、剃刀。有一天，哈斯朝鲁找上门，要请他演电影——请他在电影中演他自己。他答应了，就有了《剃头匠》。
所有看过《剃头匠》的人都会记住敬大爷的脸，仅仅为了这张脸就必须拍一部一百二十分钟的电影。这脸是老的旧的，也是洁净的，静，平和，更要紧的是，这个剃头匠脸上
有一种贵气，不是傲慢，不是浮华，而是经过见过，对这世间一切都讲究着，讲究到了随遇而安。
而且这张脸又是弱的，因为洁净而显得脆弱，这张脸上的忧郁、悲苦、隐忍和快乐都薄如蝉翼，不惊动世人也不惊动自己。
《剃头匠》的叙事策略和镜头策略就是“小心翼翼”，我们可以感觉到导演哈斯朝鲁和编剧冉平均是如履薄冰，他们蹑手蹑脚地、悄悄地慢慢地跟着敬大爷，似乎镜头前的一只鸟随时会被惊飞，一只水泡转瞬即灭。
当然，他们必须小心，敬大爷九十三岁了。但是，这份小心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更是一种美学态度——中国电影，那些“大片”们，何止是不小心，是张狂，是声嘶力竭，是重油赤酱，是铺张浪费，那是消费时代和镀金时代的美学，大片的大导们既粗鲁又谄媚地对待镜头前的一切和银幕前的一切，他们的逻辑和百货公司的逻辑一样：这是丰盛的影象、这是丰盛的物质，这是无敌的资本和金钱，它忽悠你贬损你，看着你震惊、晕掉。
而《剃头匠》是小心的、虔诚的，掌握着摄影机的人们，他们几乎是怀着歉意看着那些老人以及随着他们流逝的事物。
《剃头匠》中流贯着老北京的场景和情调，非常中国，但正在拆除、即将消失。这部影片的编导面临惯性的诱惑，他们很容易拍出一段精致的牢骚，很怀旧、很美、很正确，但我们都知道，那与我们的生命其实并无关联，不过是干卿底事的闲愁。
但《剃头匠》直视生命——敬大爷的和我们的，影片一开始，敬大爷的钟坏了，比标准时间慢了五分钟，然后，在整部片子中，观众不得不警觉地盯着那座老钟，谛听它的滴答声，我们知道，当它停下来，意味着什么。
朝鲁和冉平制作了时间之诗，他们将生命澄清为时间，让时间抽象成一根银丝，它闪闪发亮，但时刻会断掉，有时它马上就要断了，但是，它重又颤动。
这部影片注视着时间之慢，它在那慢下的五分钟内展开和延伸。这个时代的标准时间是快的，是义无返顾飞速向前，是忙啊是炽热的温度是慌张，但现在，这只镜头怀着惊异看着，看着在标准时间之后那些踽踽独行的老人。
那是我们的祖父一辈吧，至少我不认为那会是我们的父亲。任何镜头都是政治，都是对世界意义的拣选和安排，《剃头匠》这只镜头的政治就是越过父亲，去想象更远的生命来源，他离我们是如此远，以至于不知他如何生如何死。
——这个老人在为自己准备后事。在中国的电影乃至文学中，我们很少看到这样处理死亡，没有悲伤，甚至没有孤独，只是做该做的事，死甚至只是一段平静的家常。
对此，我们已经一无所知。在这个时代，死已被排除在生活意识之外，当然，在电影院里或电视机前，我们随时观看几百人或几十人的死，但我们知道那与我们无关，就像今天三环路上的车祸与我无关一样，那是生活中的故障，是生命中的偶然事件，只有特别倒霉的人才会死，而我们是多么的不倒霉和不准备倒霉。
但现在，我们却坐在这里，看着敬大爷从容地准备死去，死原来是必然的，人的体面、人的尊严不仅系于生，它原来一直在经受死的检验。
我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我感到严重不适，“死”不再作为灾难和意外被我们感知，它作为生活的基本事实展现出来，它与我的生命有关。那座钟在走，它提醒我们：时间并非只有“现在”，在某一个“现在”它会永久停摆。
——意识到这一点，时间才真会真正属于我们，我们让它倒流，让它弯曲，我们把它视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我们还可以让它慢一点，在慢下的五分钟里，让敬大爷从容地确认自己的一生是那么干净。
“干净”，这是这个读过四书的剃头匠的信念，这个词在汉语中过于常用，已经浑浊漫漶，《剃头匠》用所有的影象洗濯这个词，让它磊落、挺拔。这部影片有英文字幕，有一个字我频频看到：Clean，这个词就是干净，也是纯洁的、巧妙的、美好的、彻底的、作动词用时，它就是净化。总之，这个词在英文中和汉语中都是由身体的洁净开始伸延，伸延到精神的清洁，伸延到清清白白、天心月明的人生。
——在古典的中国理想中，那就值得死，值得生。李敬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