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纳博科夫一部小说的名字，我觉得借用在这里做题目比较合适。
前两天在清华放映《剃头匠》，我和导演、摄影在观众席中(看第N遍)。黑暗中听到背后时常有笑声和议论，口气是中年人，不像老师，估计是外面家属来蹭电影看的，他似乎挺开心，说话不管不顾，不怕旁人厌烦。电影散场后学生反应热烈(或者叫做比较有兴趣)，按规定的程序我们到台上与大家交流。问题无非还是那些：怎么想到择这样的题材，采用了
这样的手段，试图反映什么，揭示什么等等之类。总之，大家想就这个影片谈谈艺术和人文关怀，对商业大片日盛的情况下，还有人拍这样的片子表示赞赏。我在台上，回答一些问题，没有看到那位在暗中嘻笑的中年人，肯定早就走了。那人无疑是讲求实惠的：鸡蛋已经吃完了，蛋是哪只鸡下的？为什么这样下而不那样下？人家没兴趣。
我们一本正经地给大家解释这颗鸡蛋的来由和孕育的过程，不是辞不达意，就是言不由衷，所谓打哪儿指哪儿，不独我们几个，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大家都这么做，为宣传推广，也是一种时尚。出来的时候有一位面容姣好的女知识分子忽然问我，影片内容是不是脱胎自那部电视纪录片？我说不是，编的，根据采访想象出来的。
显然，她不满意我的回答，我也来不及多作解释，就这么过去了。事后我才理解到她的问题的核心：有关这部影片的精神气质，和那部纪录片的根本不同在哪里？细一想真的有点颇费思量。可惜那位女士不在了，我只好在这里做些自问自答。
纪录片如实地反映了靖大爷和他的老伙伴们的生存状态，没有居高临下，不煽情，也没有试图贴近一些热点社会问题，这是它的可贵之处，给人感觉客观朴素，亲切真实，另外有一点点伤感。这是它基本的精神气质。《剃头匠》不是，说到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幽默，幽默是电影《剃头匠》精神气质。故事的核心是，一位老人要自己为自己安排一个体面的、离开人世的方式(所谓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走)。这件事本身就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荒诞。怎么可能呢？他九十多岁了，孤身一人，死神随时可能把他招走，而他又不想麻烦任何人。但敬大爷的逻辑不仅在《剃头匠》里成立了，而且贯穿始终。死亡不可怕，衰老不是问题，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一连串令人发噱的细节，比如请人画一张让自己中意的遗像；比如给殡仪馆打电话预约；再比如对着录音机讲述“生平简介”等等之类，这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当老爷子认认真真把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他并没有死，只是座钟停摆了。生活依然在继续。影片结束时他的混帐儿子发现了父亲的秘密，愧疚之余给影片注入了一丝世间温情。那场面设计仍然是令人发噱的。够了。仅此而已。创作者想说的也尽在其中了。
可是鸡下完蛋总要“嘎嘎”几声，引起他人注意，那是炫耀，不是对蛋的解释——它的化学成分和物理形态。它只希望食客有所触动，尝到幽默的味道。我敢保证，学生们是被触动了，只是他们没有笑出来，他们的问题很严肃：那只猫象征了什么？那座钟代表了什么？创作者的动机，手段？等等等等。真是惭愧，我们的幽默表达的不够充分，顷刻间被艺术、人文这样的话题遮盖了。在清华礼堂美丽的穹顶下，我一边倾听学生们的问题，一边思念那位黑暗中嘻笑的中年人，我在他的笑声中多少感觉到了某种安慰，同时，也听出了生活的幽默。冉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