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 那一年的嘉靖与海瑞

　　1566是这样一个年代：这一年，一个新国家———荷兰诞生了。新生的荷兰迅速超越葡、西，成为资本主义强国。1566年也是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第8年，这个时代产生了威廉·莎士比亚，也产生了强大的英国海军。1588年，女王陛下的海军彻底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开始了英国向东方探险的历程。

　　1566年是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嘉靖在位的最后一年，14年前，这位皇帝从“红丸案”中死里逃生：这位皇帝迷信幼女经血炼就的丹药可以长生，13位宫女不堪折磨而试图在他熟睡中勒死他，只是忙乱中绳子打了死结。1566年12月，嘉靖死于丹药中毒。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开场，就是朝中大臣对“改稻为桑”政策的辩论。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这不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场，却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眼光的开场。张黎从来就不甘心于仅仅把“历史剧”做成“剧”，从《走向共和》开始，他所追求的是以剧讲史，他追求的讲法不是“百家讲坛”的讲法，而是要传达历史学界、思想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改稻为桑”的开头无疑是乏味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明史上并无这样的政策。但这项政策的杜撰却非常切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朱元璋为他的子孙打造了近乎完美的封建制度，却没有预料到明朝中后叶江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改变，建立在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上的封建制度已经应付不来。

　　张黎和刘和平把嘉靖和海瑞理解成为太极结构：“嘉靖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无为而无不为；海瑞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无畏而无不畏”。这个理解有道理，但显然有点理想化。嘉靖的权力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海瑞备好棺材上书骂他，他先是震怒，后又不杀。他也知道，一个已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王朝需要这样一个符号来鼓舞人心、震慑群臣。而海瑞的一生，其实也是个悲剧。他把自己逼到了死角，泯灭了全部人生乐趣去和一个行将灭亡的世道较劲，这和中华民族的高风亮节无关。

　　剧中的嘉靖，是陈宝国(blog)饰演的，导演要求他演出“至阴至柔又有霸气”的感觉。这个感觉显然是不对的，1566年的嘉靖是绝望而内心软弱的。历史上，从1560年起，这个皇上就患失眠症，他常常彻夜工作，批阅奏疏和案卷。随侍他的太监开始在他睡着时把桃子放进他的床上，过后告诉他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是神仙所赐。他很高兴。1566年3月，他告诉徐阶他大病了14个月。他想回到他的出生地去增强他的生命力。死，对这个绝望的皇帝其实是种解脱。

　　事实上，在1566年，每一个出场人物身上都带着巨大的悲剧性，他们都希望做些什么，但在这个行将灭亡的制度下，一切的努力都不过是回光反照，大盛世之后是大悲歌。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管是儒家和道家都无法解决他们的危机和挫败感，于是明代也是中国人最沉湎声色享乐的一代，《金瓶梅》是这个时代中国人私生活的绝好写照。在末世之中，他们试图用最本能的感官享乐来延缓大厦将倾之前的焦虑和无望。“海瑞反腐”也好，新君即位也好，不过是一针暂时的强心剂。从这一点来看，《大明王朝1566》还是软弱了些。□马戎戎

　　观众挑刺VS专家观点

　　和之前很多历史剧的遭遇一样，《大明王朝》播出刚刚一周，也被很多酷爱明史的观众指出历史“硬伤”颇多。从而再次引发了对历史剧“虚构”的底限的探讨。

　　“硬伤举例”：

　　历史上，嘉靖并未如此大规模的从上到下颁布过“改稻为桑”的政令。

　　历史上，嘉靖对于宦官的控制非常严厉，明嘉靖年间的宦官势力没有那么强，明宦官干政要到万历年间才逐渐发展，变得不可收拾。

　　历史上，当时的淳安、建德二县不属于杭州府管辖，而应该属于严州府管辖。严州府下辖淳安、遂安、建德、寿昌、桐庐、分水6县。

　　电视剧一开始的内阁议会中不应该出现高拱和张居正，从史书记载来看，直到嘉靖39年，高拱和张居正还没有入阁。

　　“改稻为桑”虚构得比较合理

　　《大明王朝》中的一些虚构的细节，比如推动剧情的“改稻为桑”的国策，的确是编剧的自创，但是这都是编剧通过这个情景，告诉我们这个政策是如何运作的，联系到当时明朝社会所处的矛盾的对立双方，这样的虚构显得比较合理。

　　嘉靖皇帝的确需要重新认识重点比如说剧中的嘉靖皇帝，很多人可能觉得嘉靖是一个昏君，可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他紧紧抓住权力，控制着大明王朝，这就有了一种对立性，可以让观众去思考。严嵩是明史奸臣第一人，而我们看到的严嵩是一个丰富的、可信的，他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几十年不倒，为什么党羽遍天下，他的儿子已经被处理了，他还能够延续下去。

　　口述/明史专家毛佩琦、刘志琴　采写/本报记者雷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