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大治与变通

　　最近，多部关于唐朝开创初期贞观之治的电视剧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放。相关的图书陆续出版了多种。但是，真实的历史与大众传说及“历史正剧”中始终存着误差与疑问。

　　例如，李世民在山西起兵中的作用、玄武门之变是怎样发生的、贞观之治为什么能够出现、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都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13日下午，本报邀请了刘后滨、孟宪实、任士英三位唐史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与读者进行了交流。

　　-沙龙人物

　　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影视史学丛书《贞观之治》(东方出版中心版)主笔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电视剧《贞观之治》编剧之一，在《百家讲坛》主讲《玄武门之变》

　　任士英：唐史学者，大学教授，《正说唐朝二十一帝》作者

　　焦点之一：李世民太原起兵中的位置

　　李渊总指挥，李世民急先锋？

　　李渊太原起兵中，李世民的作用历来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李渊庸庸碌碌，整个工作首谋都是李世民干的，有学者认为史书记载夸大了李世民的作用，原因在于史书作者要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提供正当性。

　　任士英：范文澜等老一辈史学家在《中国通史》中说山西起兵李渊根本就不知道，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整个首谋都是李世民干的。李渊是一个庸庸碌碌吃喝玩乐的人。这样的说法不一定靠得住。后来有一本书叫《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当事人写的，当中就说过李渊太原起兵之前为什么没有付诸行动，是考虑几方面：一是他的家庭成员，长子建成，还有女儿没有从永济来到太原，骨肉分离分散他的注意力。再有北方的草原十八部，就是突厥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强行起兵有后顾之忧，所以如何稳操胜券地起事才是李渊考虑最多的。

　　很多证据都说明整个太原起兵主谋和总指挥就是李渊，李世民那时候应该是18岁，他是积极地执行了李渊策划这场起兵谋划的得力干将，比如说去拉拢地方实力派，组织跟突厥谈判，因为是弓马少年，社会上有一批人愿意跟他出生入死。

　　刘后滨：在电视剧《开创盛世》中用了一个传说，传说的太原起兵是这样的，李渊比较糊里糊涂，抓不住时机，李世民很着急要起兵了，有什么办法能够逼迫他父亲赶紧起兵呢？他先通过刘文静贿赂裴寂，裴寂当时在太原晋阳宫帮助隋炀帝看管在太原行宫里的宫女，李世民出主意要裴寂拉李渊去晋阳宫喝酒，晚上把李渊留在那里，以宫女私侍李渊。和皇帝的女人住，是杀头之罪，所以没办法，他必须起兵了。

　　任士英：这只是想说明李渊没有主意，但是在整个太原起兵的谋划过程中，我认为裴寂跟刘文静是两条线，他们各人做各人的工作，但最后目标是一样的。刘文静跟李世民是一条线，搞武装的，裴寂是关起门来跟李渊秘密谋划，运筹帷幄。

　　孟宪实：太原起兵我们三个人分成两派，他们两个一派，我是一派，任士英老师说太原起兵有两条线，各自独立发展。我觉得这么大的事还这么多头太复杂、太戏剧化了，还是应该李渊是总指挥，李世民是急先锋，谋反这件事实在是太重大了，这么大的事还分头行动，可能性不大。

　　刘后滨：我想今天讲的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因为李世民的皇位是政变夺取来的，李世民很懂得宣传策略，所以他找史臣来说，这件事情不要躲躲闪闪的，就是要明确记载发生了政变。至于为什么要杀他们，就要编故事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思路：实际上唐朝开国起兵是他倡导组织的，李渊很早就答应过立他做太子，天下是他打下来的，本来应该就是开国皇帝嘛，就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这是我们一般的对唐朝开国这段历史的疑案来由的理解。

　　焦点之二：玄武门兵变

　　玄武门兵变无是非？

　　武德九年六月，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兵变”事件发生了，李世民杀掉两位兄弟顺利当上了皇帝。因为记载历史的主动权掌握在李世民手中，后人对真实的玄武门兵变产生了无数传说和评论，谁是谁非至今没有定论。

　　任士英：玄武门兵变事实是武德九年那天，上朝之前的时间，李渊的几个儿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武装械斗，结果是李世民侥幸取胜了，长子李建成被杀掉，李元吉也被杀掉了，结果李世民就做了太子，再后来就做了皇帝，非常简单。我觉得李世民取胜是非常侥幸的。要不然，他不会在之前两天还摆个摊子要占卜。我想李世民搞占卜，大概是推测手下那些人真实的想法，看他们愿不愿意跟他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冒死一搏。

　　玄武门兵变的真实情况就是李世民处于劣势之下，孤注一掷，他本来去洛阳，没有去成，但是派了人去那里做了他的后方基地。

　　刘后滨：其实玄武门兵变无是非，统治者高层的权利斗争没有是非的问题。因为记载历史的主动权掌握在李世民手上，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这些史料。是非能怎么分？我觉得无是非。但是这个事情还可以说。

　　政变发生以后，李世民很害怕，心里还有阴影，还要亲自看国史如何记载，把门神尉迟恭和秦叔宝的像贴在门上，怕晚上哥哥弟弟来杀他。关键是政变后他怎么来对待权力，李世民经常讲权力的获得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正常的，但是获得权力之后就要慎重对待权力的行使。我觉得贞观之治的关键在这里，他拿到了权力以后很好地用了这个权力，才会出现贞观之治。

　　焦点之三：贞观之治如何出现

　　贞观之治是治世而不是盛世

　　贞观时期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上上下下都有信心，这是贞观之治最核心的内容。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善于学习，心态开放，有一群大臣辅佐有很大关系。贞观期间倡导的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为后世所称道和学习。

　　刘后滨：我理解的贞观之治应该是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点它是一个“治”字，因为贞观是一个年号，意思就是要“平和正”，关键在这个“治”，就是我们常说天下大乱之后必有天下大治的“治”。这包含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君臣关系很融洽。从电视剧也好，我们一般看的历史书也好，总会出现魏徵。没有魏徵就成就不了贞观之治，魏徵的特点就是敢于给皇帝提意见。

　　作为领导者，有一个政敌伴随在你执政的整个过程当中是他的幸福，房玄龄跟他的关系太近了，李世民一生气房玄龄只能磕头流血，大呼死罪死罪，那是害怕，可是魏徵总是仰着脖子要跟他说“不”。

　　第二是社会很稳定。我们看历史书记载的最具体的一件事：贞观元年、二年，在关中和北方都有蝗灾或旱灾，年成不好，老百姓刚刚从隋末动荡当中走过来就碰上自然灾害，大家去逃荒。可是等到贞观三年、四年，年成稍微好转，他们都回到老家来重新登记户口，给国家纳税，没有把自然灾害导致困难的怨气发泄到政府身上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有一句话说到“终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初唐社会里面，全国一年判死刑才29个人，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治安的指标啊。

　　第三点就是从皇帝到大臣到老百姓上上下下都有信心。李世民的信心，首先是体现在敢于用政敌，敢于让士兵带着武器来身边训练，这个电视剧也演了。中国历代都不允许士兵在皇帝身边使刀弄枪。李世民敢把判了死刑等着第二年秋天执行的400人放回家来过年，说过完年你们再回到牢房里面来，而且这400个人到时真的都回来了。

　　任士英：在唐太宗当政的23年当中，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自觉，就是他确实要营造一个君臣一体的政治关系，这点恐怕跟我们大家认识到的君臣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在他做了皇帝以后，他给人最大的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善于学习，而且是善于学习历史，手不释卷。而且他学的历史在很大的成份上还就是当代史或者现代史，他特别愿意跟他的大臣讨论隋朝为什么会灭亡。

　　另外，他做皇帝20多年的时间，让老百姓从事生产，不夺农时。我认为他登基以后执政的着眼点或者他抓的中心工作是“稳定”，“稳定”包括中央政治的稳定百姓情绪的稳定、朝廷官员各方面的稳定，这样的稳定，是他最关注的，他是在稳定的前提下求得发展，他很多的工作前提都是稳定。他说的就是“安”，为政之本在于安人，安人就是能够让老百姓安心地从事生产，社会能够稳定地发展，能够在稳定的前提下发展，这个社会就是和谐的。

　　刘后滨：贞观之治的领导水平是很高的，他们是群体成材的一批人。在这个背景下，贞观君臣制定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治国方略，可以概括为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所以就不能叫“安民之道”，叫安人之道。为君之道最核心的一句话，用李世民自己的说法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要让百姓生活下来，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如果你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百官皇帝的话，就像割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腹饱而身毙，就是你的国家也完了。那个比喻真的是有着切肤之痛。安人之道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夺农时，不要妨碍老百姓的农业生产，道理也很简单，历史上讲这种大道理的帝王非常多，但真正做到的却不多。

　　焦点之四：贞观之治的现实意义

　　贞观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变通？

　　唐朝的开放繁荣与大国气象，与现今强调的和谐社会及国民心态暗合，使唐朝和贞观之治凸现出现实意义，成为了大众热点。

　　任士英：贞观之治和唐朝历史的现实意义，可能反映了好多愿意读唐史和贞观历史的人的心声。实际上我们后来选择唐史作为研究对象，起初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唐朝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唐都城也是一个国际型的大都市。它的发展程度、制度建设、生活方式，诸如此类的事情，对于周边影响都非常大。这种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在现在很多国际角落，依然可以看见影子，所以华人社区被称为ChinaTang“唐人街”。

　　那时长安号称百万人口，外国的

留学生、商人非常多，国外留学生来到大唐之后可以学习、生活，甚至可以做朝廷的官员。贞观时期，中郎将以上官员穿着唐朝官服、长着高鼻阔口、留着胡人模样的非常多。他们都是自动地心向大唐，向心力、归属感非常强，这恐怕是真正能够体现大国气象的。

　　刘后滨：贞观有很多原话我们今天仍然在用，如大家熟悉的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都是贞观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又如君主不能一人独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都是原话。所以我想贞观时期的很多政治原则，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人不可回避的一个传统，所以现在要吸取中国古代的治国经验教训的话，贞观提供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最丰厚的。

　　贞观给唐朝留下最大的遗产就是变通两个字，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祖宗家法，唐代有的话，就是李世民说的“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把变和通放在一起说，整个唐朝的国策和制度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

　　这个朝代经历了安史之乱这么大的动荡，还能够回过头来活100多年，而且后面还有过辉煌，和贞观时候奠定的思想基础是有关系的。

　　在唐朝任何一次改革，不用先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前提，在宋朝就不行，王安石先讲“三不足”，先讲思想解放才能搞改革，出台政策，唐朝是不知不觉中很多重大的变化和改革就完成了，整个朝代立国的精神就是变通，我想这是李世民留给唐朝的一个重要遗产。

　　孟宪实：我们现在历史学已经不太讲究借鉴历史这个问题了。但是间接的借鉴是一定存在的，比如说爱恤老百姓、体察民情，反对社会两极分化，尽量弥合一些社会的矛盾，那是什么时代都需要的。

　　整理/采写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