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一个矿工摄影师的国际化之路(图)

煤矿是宋朝的起点，“北漂”三年后，他开始怀念那里的生活。

拍摄于正午的《矿工》，人物眼中可以看到宋朝和他巨大的相机

　　和宋朝约好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见面，到晚上7点钟，他才匆忙走进学校。笑嘻嘻的，单肩背了一个超级大的摄影包。

　　他伸出手来握手。是这人了。年纪不大，戴眼镜，个头偏矮小，白面孔，是最普通不过的学生模样。他正忙着为《纽约时报周刊》拍摄一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照片。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个年轻人是个地道的矿工：凌晨4点，他要坐罐笼车深入地下500米，在山东某个煤矿里，他和工友吭哧吭哧地挖着坑道，一直到中午12点钟才能结束。

　　“我想去北京混”

　　我是1979年生人。家乡在鲁西南。我叔中专毕业到我们山东兖矿集团鲍店煤矿子弟学校里当美术老师，就把我和我哥都接到身边读书。

　　初中毕业了，我考了兖矿技校，毕业了可以在矿上工作，还是正式工。我在学校里学的是综掘，综合机械化掘进，挖巷道，毕业后我就下井了，一直在矿上干到2004年。每个月能拿两三千块钱。待遇挺好的。

　　2001年，《中国青年》的摄影记者黑明到兖矿集团采访，跟随着煤矿的陪同人员，坐着罐笼车深入地下，一个随行检测瓦斯浓度的年轻矿工显然被黑明的相机吸引住了。

　　“这是徕卡相机吗？”年轻人指着黑明胸前两台徕卡M6相机问道。地底下一片漆黑，充满了煤尘，这个年轻人的问题让黑明感到惊讶。他着实没有想到，在500米深的煤矿坑道里，也能遇上摄影爱好者——然而，这个摄影爱好者不仅了解他的相机，弄清黑明的身份后，他甚至准确地说出了黑明的代表作品，并且兴奋地打电话给自己在另一个煤矿工作的弟弟，让他来请教“北京来的老师”。

　　瓦斯检测员的弟弟就是宋朝，后者闻讯赶到兄弟的煤矿。一开始他就显示出了强烈的学习愿望。在随后几天中，他一直陪同黑明采访，给他帮忙。黑明即将离开煤矿回北京的时候，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愿望。

　　宋朝已经在鲍店煤矿待了4年，仍然充满了年轻人的骚动情绪，想到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就忍不住郁郁不欢。他承认自己并不安分——否则，他应该像很多同龄人一样，考虑房子或者婚事一类更现实的情形，然而，他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才能换一种活法。愿望如此强烈——否则宋朝也许不会这么大胆地向几乎陌生的黑明吐露心声。实际上他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即使后来小有名气，接着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两年后又考上研究生)，他总的来说仍然不善言谈，讲到人生规划时，尤其含糊其辞。但显而易见，年轻的矿工在他迄今关键的时刻，用最直接明确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喜欢摄影”，宋朝对黑明说，“我想去北京混。”

　　黑明要求看看宋朝的作品。这个要求让宋朝傻了眼。他没有。他一心希望闯荡北京，改变每天凌晨4点下井、中午12点重回地面的刻板生活，然而却无所凭借。摄影是一根救命稻草——但他对这根救命稻草的了解，却仅限于朋友结婚或者过生日的场合，用傻瓜相机拍摄的以资纪念的若干留影。

　　和他的叔叔相比，2001年的宋朝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摄影爱好者。

　　摄影爱好者的作为

　　真正的爱好者常常会做出一些了不得的事情。1990年代初，每逢学校放假，鲍店煤矿子弟学校的宋老师就把两个年幼的侄子留在学校里，自己出发到全国各地采风。两个孩子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叔父对摄影的热爱给两个孩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宋老师的旅行不像那些有钱而且有闲的摄影爱好者那样轻松，为了省钱，他为旅途准备的食物常常是一大包煎饼。宋老师寒酸的行囊和与寒酸对应的热情，在今天大概会惹来嘲笑，15年前这样的游历却是一种壮举。

　　宋老师几乎是15年前我们身边常见的一类摄影爱好者的缩影。尽管摄影作为一种爱好相对昂贵，而且许多专家认为他们大多缺乏必要的视觉艺术的素养和训练，但摄影在中国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业余摄影师将走乡串县的创作活动命名为“采风”：这个词在中国语言中有特殊的意义，古代专指政府机构采集民歌的活动，1949年之后用来指“艺术工作者”以游历的方式体验生活和了解现实——总带有一点较高阶层深入民间的味道。摄影师胸前挂着的照相机是稀罕的物件；他们的采风因此看似有几分浪漫情调。宋老师从远方归来之后，就发动两个侄子为自己打下手，配制显影液、定影液一干药水，在自家的小暗房里冲印胶卷。

　　来自遥远外地的风光和人物并不仅仅到宋老师的暗房为止。在煤矿正月十五举行的灯会上，它们被宋老师展览出来。观看者的赞赏大大增进了宋老师在煤矿上的声名和口碑。这种高昂的劲头不是每个爱好者都有的，宋老师这“一股劲”，自然是一个家族性的伏笔。他对爱好的严肃态度至今还鼓舞着宋朝。“北京来的黑明老师”走了，22岁的宋朝在天赐良机的刺激下，投入了兴奋的创作，用一台老旧的俄国产相机拍摄了一堆胶卷后，他自己冲印成照片，忐忑地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将有生以来的第一组作品送给黑明过目。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经历。黑明不得不告诉宋朝，无论构图还是光线、影调，都与他的预想相去甚远，还有些照片甚至是虚的。第二天，宋朝心情败坏地坐上了回山东的火车，送行的黑明说，要不回去换一台相机试试？——此情此景，这话或许是一种安慰，却把年轻的宋朝从自我否定的沮丧情绪中解放了出来。一个星期之后，他携带2万元巨款，再次出现在北京。关于相机器材，宋朝了解得不多，但目的却明确之极：要买能拍出“最清晰”照片的相机。最后，他买下一台庞大的座机，使用4×５底片，拍摄时需要固定在地上，拍摄者头蒙黑布，操作手法既复杂又古典——类似的情形，相信很多人在电影(也仅仅在电影，比如《黄飞鸿》)中看到过。当然，照片的效果让他心满意足。“清晰度真是高啊”，几年后，宋朝带着自嘲的口气回忆自己的兴奋心情，“眼毛一根一根的”。

　　不久之后，黑明接到了从山东快递过来的照片。这是新机器的第一批产品。照片数量不多，宋朝急于了解到他的看法。

　　在山东的等待陷入了提心吊胆和患得患失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宋朝已经竭尽了全力。凌晨4点，他和其他工人坐罐笼车深入地下，中午12点，带着满脸满身黑尘回到地面；如果是晴天，宋朝的朋友提前在井口准备好拍照设备，一到地面，他立即开始拍摄和他一起坐罐笼车上来的工人。他在摄影上的投入已经达到1万多块钱，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开销，而只是为了一个根本不能确定的未来。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他的渴望相比微不足道，如果照片仍然不能被接受，宋朝会立刻陷入绝望。然而，好运这时候光临到头上。他的照片打动了从业多年的黑明。

　　命运的分水岭

　　鲍店煤矿矿工的肖像照片成了宋朝命运的分水岭。2002年，在鲍店煤矿结识黑明整整一年之后，后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矿工》在北京展出，随后被推荐给国际策展人。

　　这组照片从此坐上了命运的过山车。它们在2003年7月的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展出。宋朝被邀请到法国去，行程前后10天。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当然也是第一次出国。

　　《矿工》以炫目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自己。在法国的10天里，宋朝被媒体所包围。他经常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矿工，还是一个摄影师？

　　宋朝被眼前完全陌生的一切弄懵了。

　　所有的环节都在23岁的矿工的掌握之外。国际摄影节、策展人和艺术收藏市场的圈子不光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整个中国摄影界来说，也少有人能够深知其间奥妙。这个生态当然充满了名利场特有的浮华；看上去很美——至少对很多急于获得国际市场的资金和好评的年轻人来说是如此。它似乎无所不能，一夜之间就改变一个新人的命运；有一度，很多年轻人在创作之余用能够想象的一切方式接近这个圈子，成功者有多少，大概只有天知道。

　　从山东的巷道到北京再到法国，其间的距离几乎无从衡量。当极度稀缺的机会从天而降的一刹那，幸运的宋朝，用尽全身力气，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

　　为此他感激命运。“每一个关键时刻应该出现的那个人都出现了，给了我决定性的帮助。”

　　这还不是他个人的幸运。如果不是宋朝赋予了《矿工》同样稀缺的品质——一种高度的诚恳，命运不会自动向他招手。这组作品称不上完美。宋朝在构图上花费了许多心思，为了与众不同，有时候用力过猛，过于夸张；他太渴望脱颖而出，却暴露出自己仍然是火气十足的年轻人——经验不足，有待时间的淘洗和净化。然而，他的处女作中表现出的诚恳却无法从时间和经验中获得。鲍店煤矿的矿工们在照片上无不目光坦然；他们放大的瞳仁中能看见宋朝和他那台巨大的相机，他们带着煤尘站在这台相机面前，脸色像水一样平静：没有局促，没有掩饰，也没有怀疑。很少有肖像能够如此诚恳，同时饱含力量。

　　这组照片现在就挂在北京百年印象画廊的墙上。百年印象代理的作品中，宋朝的照片尺幅并非最大，价钱不是最高，行情也不是最好。那些20英寸的黑白矿工肖像作品，不扎眼，然而一眼看到，的确让人印象深刻。

　　宋朝当然是有天赋的。他和相机不像一些人那样好奇、高高在上，或者充满了窥淫癖式的色情幻想。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沃尔玛化的全球艺术品供销市场，已经将中国变成了产销链上的一环。宋朝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一切还和煤矿有关

　　矿上矿震很常见，经常“咣”，地震三级、三点五级什么的，很多，后来我们习惯了，觉得很正常。要是在北京，“咣”这么一下，不吓死了？真有意思。

　　2003年宋朝还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矿工。在此之前，他梦想的边界不过是在北京举行一次摄影展——如果黑明知道宋朝的摄影基础，甚至不会做出这个承诺。2002年10月之后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发表、展览、参赛、获奖、国际策展人的介入、到国外参展……他都是被动的，他被一些似曾相识的姓名和一些闻所未闻的姓名带领着，奔向梦想的边界之外的生活。事情如此顺利，他不得不感谢命运的垂青。

　　出发到法国之前，正在筹备百年印象画廊的陈光俊给他打了预防针：出去了别和人乱签协议。宋朝懵懵懂懂，一点没有领会陈光俊的深意。从法国回来，百年印象画廊开张了，他是最早和陈光俊合作的摄影师之一。作品挂在百年印象的墙壁上，他收拾好东西，回山东上班去了。

　　为了拍照片和参加各种活动，他请了很多假，后来索性调换了工种。在煤矿工作7年时间里，宋朝干过井下一线掘进工、电工、测绘和矿震监测。这样频繁地调换工种，似乎有一种心不在焉的味道——是的。他已经尝到了另一种味道。离开煤矿势在必行，只是方式和时间早晚的问题。

　　离开煤矿之前，他拍摄了一组《矿工家庭》。创意来源于矿工下井时携带的一张“安全操作资格证”。为了提醒工人记住全家的幸福，在井下遵章作业，这张证件的背后意味深长地贴了一张矿工家庭照片。宋朝欣赏这个创意。煤矿工会帮他找来了各工区安全方面表现突出的矿工。矿工和家人一起，宋朝为他们拍摄了全家福。工会希望宋朝的照片能用来宣传安全生产。

　　他又开始拍摄《矿民》。在鲍店煤矿，矿工及其家属在2万人以上，庞大的人群世代逐矿而居；随着技术和设备日益更新，煤炭开采速度越来越快，临时构成的矿民社区随时面临着解体和迁移。宋朝拍摄的靠煤矿吃饭的人群中，有他的小学数学老师，修理自行车的邻居，打架子鼓的童年玩伴，工友的妻子，亲戚……这些面目和善而普通的人置身在随处可见的煤炭痕迹之间，构成了一个命运随地下的煤炭储量而变更的熟人社会。

　　离开煤矿之前，在挖巷道和摄影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上，很难说宋朝更擅长哪一个，但他显然更喜欢后者。几年之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念摄影专业的研究生，又在北京、在所谓的摄影圈里生活了两年多，这个工龄7年的矿工仍然没有学会利索地用时下流行的术语表达想法。曝光课程的考试对他来说是一件难事；谈到摄影，他的舌头仿佛打了结。一旦话题转到煤矿，他的情绪才会高涨起来，常常忍不住大笑。

　　他怀念着那里的生活。这一点将他和同龄的艺术家清晰地区分开来。今时今日，探讨艺术和出身、故土甚至是社会、时代的关联，如果不用一种流行的彻底反讽的口气，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要冒着被人嘲笑是“土鳖”的危险。而宋朝正在着手的工作和对未来创作的设想，很大一部分仍然和煤矿、和他日渐远离的那个煤矿里的熟人社会有关。他侃侃而谈，话题最终还是要绕到煤矿上去——从矿工，到矿工家庭，到矿民，他的视野一点点扩大，基调却流连于亿万年才缓慢成形的煤炭和越来越快的挖掘速度之间的矛盾，以及匮乏的资源与中国发展速度之间的失衡。

　　他讨论问题的方式甚至让人觉得，当初他选择了一台不能移动的沉重的相机，简直是他的艺术生涯和煤矿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

　　当然，他也不得不考虑市场对他的创意的反应。《矿民》中的3张被瑞士一家摄影博物馆收藏。价格不贵，每张几百美元。随后的全球巡展对他的市场前景不无帮助，而且为他带来了一些短期工作的机会。但到目前为止，利好也仅限于此。收藏市场还没有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持久强烈的兴趣，至少在中国，资金眼下更喜欢追逐更“观念”或者更“历史”的作品，比如相对稀缺的“文革”照片。

　　飘着，焦虑着

　　我哥现在还在煤矿。他结婚了，有家了，又生了孩子。他对摄影也有兴趣，回去以后我们常聊，他挺想知道外面的事情。(有没有考虑过你哥哥也复制你出来的过程？)太难了，其实我已经很幸运、很吃力了。而且，出来也未必将来就能怎么着。我哥觉得他在煤矿有工作，有房子，有家，一切都挺正常的，如果那就是他想要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未知数，生活没有不可知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他想要的幸福。幸福本身没有标准，他不喜欢漂，可我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呆着。

　　很多人替宋朝假设过这一情景：让他重新拍摄从前的工友，能否拍出2002年的味道？他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信心。为此，失落清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对宋朝来说，北京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宽阔平台和机会，他的问题在于时间和精力被短期合约、学院课程和各种活动切割成碎片。拍摄《矿工》时那种自由的工作状态已经不复存在。离开煤矿后，他还没有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里做出一个完整的东西来。

　　那个让他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的沃尔玛式的全球艺术品供销市场，并没有为他做任何停顿，相反更加迅速地推出了更多更年轻的艺术家。这些20刚出头的年轻人像几年前的宋朝一样兴奋，充满渴望。市场亢奋的新陈代谢让年轻的宋朝自觉正在飞速衰老；他还不到30岁，周围更年轻的面孔却让他像一个压力重重的中年人。

　　他愈加迫切地想拿出新作品。市场给他种种诱惑，同时残酷地提醒他，忘记一个年轻人比让他出名更容易。然而，他不能拒绝那些短期的拍摄工作，尽管他有时候并不怎么喜欢。它们每次能给他带来几千块钱的收入。他放不下，也不舍得放下；他需要这些收入来支付学费和日常的开销。

　　北京解放了他的视线。摄影曾经是他主导生活的唯一可能性，他必须不顾一切地把握它，现在他认为，摄影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不可能一辈子按照一种方式拍摄，我觉得那挺傻的”，宋朝说，“如果能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话，用不用摄影无所谓，用Video，用装置都可以。”

　　“关键在于表达我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并且提出我的问题。”如果不是来到北京，他不可能产生这种大胆的念头；事情当然都矛盾着。和2002年相比，他对自己掌控影像的能力更有信心，但不是每天凌晨4点钻进巷道，他怎么可能拍出《矿工》来？不管他怎样真诚地怀念着鲍店煤矿，他也不可能再回到2002年前的单纯生活。他比那时候更加焦虑未来的生活。和所有“北漂”一样，未来难以预计、难以猜测、难以把握——这一点和他面前的市场一样。

　　为了减轻生活的不确定性，他选择了上学。之后的事情，“我想应该不会‘死’那么快吧？”在北影的集体宿舍里，他笑了。

　　毕竟，他的“命好”。运气来得太快，太突然，有一点像是做梦。每个时代都有梦想成真的故事。在摄影圈子里，宋朝是不折不扣的幸运儿。不是吗？想一想，他代表了多少年轻人未遂的梦。撰稿／汪 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