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儒学的内在谈于丹产生的必然

　　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火了，随之而来的是非议横生，但是于丹不管不顾，在别人对她说三道四的时候，她又开始讲起了《庄子》。品牌产生效应，于丹想不接着火也难。

　　评于丹《〈论语〉心得》可以在两个层面：其一，一次“励志故事＋国学包装＋央视强权”法则纯熟运用的文化营销，这一点此前已有批评论及；其二，改变儒学“游魂”的局面，在僵化的儒学领域这潭死水里激起千层波浪的一块疯狂的石头，这种思路是受到了余英时先生关于儒学境况论断的启发。

　　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学还不被称之为儒学，那些有权有势的帝王也没有对孔子特别待见。儒学被称之为儒学并且兴盛起来，是董仲舒向汉武大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采纳之后，儒家才成为中国文化的正朔。自此儒家被经典化，后世儒生都成为孔子的门徒，中规中矩地代圣人立言，但都是“我注六经”，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及至到了1175年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儒家内部才分裂出“道问学”(“我注六经”，通俗的说法是学问)与“尊德性”(“六经注我”，通俗的说法是思想)的分歧。之后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形成儒家思想的一个循环圈。

　　从这样一个儒学的内在“理路”看，其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于丹”，在宋代时是陆九渊，在明代则是王阳明。纵向比较来看，于丹与以上诸家，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于丹说：“老大妈和孩子都可以有心得”，简直就是王阳明“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现代翻版。

　　自清代以降，儒学经过了王国维“三变”的历程之后，“道问学”式儒学在经历了高峰之后，开始危机四伏，步入困境，急需有新的元素注入进来。

　　这种为儒学注入新元素的人物还没有来得及出现，五四来了，众人更是把当时的社会积弊积成的原因归结在儒学身上，让儒学在文化之外承担了太多的政治包袱。自此之后，儒学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成为“一个游魂”，气若游丝，若隐若现。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余英时先生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儒学又将以何种方式维持它的新生命呢？它将从此成为‘游魂’，还是要‘借尸还魂’呢？”沿着余先生的思路，结合儒学思想史上的循环圈来看，于丹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必然，即使没有于丹，也会有王丹、刘丹出现。因为这原本就是思想史上的铁律。

　　有人说于丹“愚民”，这种论调与五四诸人的思路如出一辙，是给儒学在文化之外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老百姓被愚弄的已经够久，但是不是儒学之错，懂点《论语》，比不懂好；有人说于丹没思想，但我觉得人类历史发展了这么久，在人文领域内，思想已经被说完了，这跟金克木先生说“书读完了”是一个道理，所谓的思想新发展，无非是创造几个新术语、新名词，说得难听一点，那叫装什么来着？

　　“阳光底下难道还有什么新鲜事？”更有人发起了所谓的“十博士”，更让我反感。还是说句不新鲜的话吧：我也不欣赏于丹那么讲《论语》，可是我觉得她有那么讲的自由。(陈远(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