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学术批评怎么是“借于丹跟风炒作”？

　　一出版社将在本月下旬推出两本批判于丹解读经典的书，书名为《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消息一经披露，便有“借于丹名气炒作和跟风”的质疑。还有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哗众取宠，借指正于丹的纰漏，制造一点轰动效应。”正是由于这样质疑的压力，某出版社原本打算出版一本国学爱好者写的《当〈论语〉遭遇于丹》，但日前这家出版社又紧急叫停了此书。出版社认为，作者级别太低，并且有借于丹炒作嫌疑。

　　这真是好笑得很，也蛮横无理得很。学术上的正常批评和讨论，怎么是“借于丹名气炒作和跟风”呢？是在“哗众取宠，制造一点轰动效应”呢？无名之辈对名家的作品提出批评就有借于丹炒作的嫌疑？

　　不错，于丹现在走红得很，是大名鼎鼎的名人，被捧她的人誉为“学术明星”。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成了畅销书。但是她的书就不允许批评吗？就不能批评吗？出版图书批评一下就是借于丹的名气成名获利？这是什么逻辑？哪来的道理？如果说批评于丹就是借她之名而成名，那么于丹也是借了孔子和庄子之名啊。但是，我们能这样说吗？

　　在学术探讨、研究和批评上，应该是没有禁区的。无论是谁，即便他是学术泰斗，都可以批评。哪怕是这批评来自无名之辈，也没有什么道理。学术的发展，就是相互批评的结果。没有批评，学术不可能得到发展。研究者也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瞩目的成绩。当然，这批评只能是正常的学术上的批评，而不是人身攻击，更不是其他的批评。

　　平心而论，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是有瑕疵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光就说过这样的话：学者们认为于丹在普及经典文化方面起了积极意义，但也认为于丹的解说存在一些硬伤和曲解，比如“民无信不立”中的“信”，不应解释成“信仰”，而应是“信用、诚信”。这评判就很中肯。于丹解说中存在的一些硬伤和曲解，是应该予以批评和校正的。万博科传媒集团某负责人曾说，出版这两本书是为了正本清源，还经典以本来面目。如果不批评，就会让读者接受错误的经典阐释，是对受众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作者的不负责任。因此，这种批评不但于丹需要，而且大众也需要。

　　退一步说，即便这两本书是“炒作”和“跟风”，也没有什么不可啊。我们现在不是大力提倡普及传统文化经典吗？在这普及中只有于丹的两本书显然是不够的，即使只是普及《论语》和《庄子》。我们既然需要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也需要《孔子很着急》和《庄子很生气》，而且越多越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行之有效地普及传统文化经典。

　　现在有一种很不正常的风气，这就是不允许对名人名家的批评。如果一有批评就视为“炒作”，视为“傍名人”。这种风气是极为有害的。它妨碍和窒息了正常的批评，影响了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我们必须改变这种风气，积极倡导批评，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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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博士”出书“解毒”于丹

　　继《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blog)、王立群(blog)、于丹等人的“神话”之后，关于学术“超男”和“超女”的争议一直不绝于耳，其中有关于丹的争议尤其激烈。4月15日，随着全国十博士的“批于”图书《解“毒”于丹》的出版，对于“于丹现象”的争议再次升级。

　　“于丹热”带火“批于”书

　　于丹走红后，《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在国内受到热烈追捧，销量已达数百万册，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15日，由中山大学徐晋如博士主编的《解“毒”于丹》一书首发式在京举行。另据相关报道，科技文献出版社的两本“批于”套书《孔子很着急》和《庄子很生气》即将推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当〈论语〉遭遇于丹》也在本月面世；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也将出版。由此，网络上关于“于丹现象”的争辩，已逐渐演变成了出书批判于丹的热潮。对此北大哲学系教授李真表示，“真理越辩越明，能够发起讨论是件好事。学术需要自由争论，才不会有一家之言的垄断现象出现。”

　　“倒于派”：对经典应心存敬畏

　　对于《解“毒”于丹》的书名和副标题“告诉你未被糟蹋的孔子与庄子”是否对于丹本人颇具挑衅意味，徐晋如默认此前并未与于丹进行沟通，“我觉得是科学精神在支撑我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不缺科学精神，但却缺乏对它的敬畏”。他指出，自己本次发起的不是对学术、而是对常识的争论：“看到常识遭到侵犯我当然会很愤怒，‘毒药’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说法，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还硬讲的话，对读者就无异于毒害。”十博士坚持，自己不是“跳梁小丑”，亦非“醋意大发”，更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使然，“‘于丹’只是一个符号，十博士反对的是日益严重篡改和歪曲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原旨的‘于丹现象’”。

　　如何解读经典成焦点

　　十博士声称，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世上没有哪一种知识不需要经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和实践就可以被掌握。我们从来不会反对人文理论的通俗化，但通俗绝不等于庸俗和媚俗。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

　　有专家指出，影视学博士出身的于丹口才出众，普通观众很容易受到吸引，但于丹讲解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论语》和《庄子》，而不是一两本古典小说，既然是谈心得，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知识，在这一点上于丹未能“过关”。

　　《原道》主编、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陈明认为，“于丹现象”不能完全从学术角度来解读，“易中天和于丹在各自领域的成功，表明二者的确有过人之处，学术‘超男’、‘超女’的成功并不是偶然，这表明经典有魅力，大众有需要。文化和市场结合造就了这种成功。但经典在经过普及后就应转向提高阶段，二者属于不同区域和不同的市场，应该做出不同的成绩。应该肯定于丹现象存在的价值，但她的用心是好的，实现起来却是艰难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指出，“于丹现象”之所以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代表《论语》等国学经典的重要性，然而在解读上还要下功夫，不能歪解错解，更不能庸俗化。这也将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汪涓)

　　作者:-匡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