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文化艺术也要“持证上岗”吗

　　作者：熊培云

　　每个人都是这个转型时代柳暗花明的“见证者”。但是，真正的“见证”是我们参与并记录那些具体的、有声有色的国民创造，而不是有关部门层出不穷的证件和纠结在街头巷尾、破坏社会信用的“办证”广告。

　　上周有媒体报道，文化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即将推行文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今后从事影视、歌唱、舞蹈等文化行业将需持证上岗。该消息一出引发多方争议，日前文化部官员回应称，目前职业技能鉴定只针对文化事业单位，如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剧院团、博物馆等，文化产业领域如娱乐业、网吧及文化活动暂时自愿参加，但到一定时候会逐步扩大这一制度。

　　(昨日《新京报》)不仅仅是文化行业，如今很多行业都在大力推行持证上岗，该如何看待“统一标准”、“持证上岗”现象呢？

　　有人说，这种“统一”的目的也许是好的，因为现在文化行业“太混乱”，有的人“素质太低”。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统一”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审美情趣、创造力甚至创造方式都不可能有什么统一标准。如果有标准的话，也只是由大众来衡量。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文化艺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公众的选择只能证明怎样的艺术为更多人所喜爱。但是，作品本身也不像统一的标准答案一样具有排他性。

　　其次，这种“许可证制度”会缩减文化艺术的社会空间、减损社会的创造。文化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业，同时也是一项与审美相关的行业，它不像其他许多需要技能培训的工种一样必须按部就班流程作业。

　　据称，根据这个职业技能鉴定，在选秀活动选出来的“才子佳人”们无论曾经取得什么名次，只要进入文化行业就业还需要取得职业资格。从中不难发现，即将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持证上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社会自我成长、自然拓展的秩序产生了冲突。紧随其后的问题是：什么理由可以使这张证件具有高于社会抉择的权威？

　　不言而喻，缺乏规范的“持证上岗”制度还会增加社会成本。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王宁生透露，当前我国每年考评各类证书的经济总额超过3000多亿元，仅外语证书的考试，全国要花费300个亿。

　　为此，王宁生建议规范“职业资格证”的市场秩序。

　　显然，额外成本并不止于经济层面。一方面，繁文缛节妨碍社会成长，人们因此花更多时间获取证书；另一方面，以“发证为名，交钱为实”的“买证上岗”也使有关部门和社会面临信用危机。我们常说，每个人都是这个转型时代的“见证者”。但是，真正的“见证”是我们参与并记录那些具体的、有声有色的国民创造，而不是有关权力部门层出不穷、花花绿绿的证件和纠结在街头巷尾、破坏社会信用的“办证”广告。

　　促进就业是政府义务，积极就业是国民权利。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政府部门应该考虑的首先是它将为社会增加什么，而不是为自己增加什么。事实上，从法律角度来说，从事文化行业作为一种就业方式本是民众享有的一项自由权利，有关部门若要对此设限，需要面对《行政许可法》的拷问。

　　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持证上岗”有利于促进就业。显然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错误。职业技能鉴定不是技能培训，作为“把关者”它没有为“闯关者”增加任何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