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别了，板着脸的大师们

　　反方

　　- 刘铮

　　有些人的死令我们震惊，有些人的死却令我们感到释然——杨德昌的死令我震惊，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的死却令我感到释然。这并不是说，我喜欢杨德昌，不喜欢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恰恰相反，我不喜欢杨德昌，却欣赏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我之所以震惊，是因为杨德昌的艺术生涯未竟，大伙还等着他鼓捣出新玩意儿给咱们看呢，他突然死了，就好像我们上饭馆点了鱼香肉丝，正在那儿等着，虽然也未必真喜欢那个酸甜口儿，不过被告知肉丝沽清，也会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满肚子委屈。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的情况不同，他们的艺术生涯其实早在这之前就已完结，其后不过是些可有可无的休止符而已。他们现在死了，只能让人感到塌实，感到他们不可能再颠覆我们早就做出的对他们的评价了。

　　我欣赏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的电影，就像我欣赏托尔斯泰、福楼拜的小说那样，虽然欣赏，但并不觉得今天还可以像那样拍电影、写小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再那样拍、再那样写，就是重复，就是浪费。托尔斯泰、福楼拜的小说已经有了，从数量上说，也足够我们读了，如果你想读那样的小说，你读托尔斯泰、福楼拜就够了，没必要再树一个什么李斯泰或张楼拜出来；就算他们能描摹出大师的样子，那也不新鲜了。

　　概括言之，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的电影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们本身也是现代性的艺术。你看安东尼奥尼、伯格曼探讨的那些问题，都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困惑，他们探讨这些是有必然性的，因为这些就是那个时代对他们这些艺术家的要求。从艺术表现上看，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的电影手法也是典型的现代性，别说现在，就是当年，其实很崇拜伯格曼的伍迪·艾伦也拿伯格曼的严肃风格开过玩笑。那种风格与他的题材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矛盾与道德矛盾都发生变化了，别管是不是“后现代性”，反正我们这个不是现代性的了，因此，我们再端着安东尼奥尼、伯格曼的范儿去拍电影，那拍出来的肯定是笑话。

　　我欣赏，但我不留恋，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艺术。《诗经》里的诗好，汉乐府的诗好，可我们能再写出那样的诗吗？进一步说，我们有必要再写那样的诗吗？对艺术有正确认识的人一定明白，留恋旧的是走向黑暗的死胡同，尝试新的才能闻到光明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