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什么是伯格曼式的电影

　　甘小二/文

　　伯格曼晚年对自己的创作情况不甚满意，认为自己在重复“伯格曼式的电影”。我试图以自己对他的认识，简单阐述一下他的这个说法。

　　哲学电影，一个难堪妥帖的标签

　　虽然伯格曼被一些评论家奉为“哲人”，其作品被称为“哲学电影”，但他本人对“哲学家”的“溢美之辞”从来没有作出过任何反应。我怀疑这个来历几不可考的评价不仅不够中肯，而且是否真的曾经到达过他本人那里。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拥有形而上思辨力和操持某种世界观的人还不能被称为哲人，探讨自己生命中的信仰、困惑、人性和道德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表达以电影的方式固定下来，可以被称为艺术品，但没有必要加上哲学的修饰词。之所以要为“哲学家”伯格曼“正名”，是想强调作为电影艺术家的伯格曼对于自己生命体验和思考的电影表达，而引出世界观的问题，不能过度脱离电影的文本及其承载传达的信息。

　　更多时候，艺术作品不是回答了什么问题，而是它提出了什么问题。我相信越是伟大的作品，它就越不是解决了什么，而是敏锐地提出了人类所感到的那些疑问和遭遇到的那些困境。

　　一个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困惑比我们的更伟大。

　　意识流电影，伯格曼的电影本体

　　《野草莓》（1957）是伯格曼式的电影时空处理的代表作，意识流作为一种电影观念亦随之确立。其实，早在《恋爱课程》（1953）中，他就对电影的时空切换与叙事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叙事框架中，由大的叙事段落通过各种逻辑关联结构整部影片——这些叙事段落由人物的前史、人物关系、人物处境来决定。它为后来的《野草莓》奠定了一个宝贵的基础。

　　罗素已经对伯格曼的关于绵延与时间的理论做了一个精确的评价：把“回想”这样一个现在事件同所回想的过去事件混淆起来。这的确令我们想到伯格曼《野草莓》中的伊撒克教授身临其境，在童年时空与当下时空穿梭的情景。但罗素的批评还没有结束：“伯格曼叙述的是知觉与回想——两者都是现在的事实——的差异，而他以为自己所叙述的是现在与过去的差异。只要一认识到这种混淆，便明白他的时间理论简直是一个把时间完全略掉的理论。”

　　作为衡量电影本体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在时空处理上，《野草莓》的空间处理依据的仍然是以时态的紊乱和模糊为主的时间处理方式。这一点和费里尼的《八部半》（1962）近似。

　　我真正想说的是《狼的时刻》（1966）。我认为它是电影史上意识流电影的巅峰之作，无人能出其右，因为表面上它完全是线性叙事的，时态更是清晰无比。

　　但《狼的时刻》的叙事材质却是由两种不同质的生活层面交织而成：现实生活层面和心理生活层面，它甚至可以有两个故事梗概，其中一个只有主人公两个人物，而另一个却有十多个人物。那些看似拟人其实是人的人物关系设置，那些看似是人却是拟人的人物内心的外化呈现，在线性叙事的时间进展中却又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或者无视人类的时间经验，成为一个由纯粹空间构成的迷宫式空间结构。唯一确定的时间就是影片的放映时间了，在这一时间线上展开的，是两种不同质的空间穿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在混乱的空间游戏中一览无遗。这一在时空处理上的成就也超越了更早的意识流文学。

　　捕捉精神生命，伯格曼的精英意识

　　《芬妮与亚历山大》(以下简称《芬》）（1983）常常令我想起丹麦导演奥古斯丁的《征服者佩尔》（1985），因为都是北欧电影，第一主角都是少年，佩尔父子是来自瑞典的打工者，而且冯·席度饰演佩尔的父亲，他是伯格曼主要作品的主演。

　　但是，两个导演的意图大异其趣。《征服者佩尔》通过少年佩尔的成长和成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毫无疑问他过于早熟了），去展示生存的苦难、肉身的沉重、现实的残酷。这是19世纪丹麦、瑞典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导演为那些根本没有在历史中留下姓氏的人们立传并告诉我们他们的姓氏和存在。和那些充满成功者和胜利者的历史不同，它是一部关于失败者和受难者的历史。这是一部在社会责任感上带有浓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痕迹的作品。

　　伯格曼的作品一向对此没有反映。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成长环境和教育所赋予的价值体系，伯格曼带有强烈的贵族气质，关心人物的精神价值，也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投射。可以说，伯格曼的精英意识贯穿着他一生的创作历程，在他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贫困、饥馑、战争、灾难对人的肉身形成的挤迫。

　　伯格曼的主人公以画家、音乐家、演员、导演、骑士、牧师、官员、资产阶级为主，连魔术师都是可以被召进宫廷表演的。

　　当佩尔和雇佣长工们还在与物质贫困作斗争的时候，亚历山大经历的根本不是这些磨难。《第七封印》（1956）中的骑士与死神拖延时间，只为了追寻生的意义是什么；《野草莓》中的伊萨克和家人，面临的是对亲人间感情的重新审视；《冬日之光》（1961/1962）中的圣坛与弥撒，表达的是牧师多马在简陋的小教堂中陷入对上帝的深深疑惑；《狼的时刻》中的约翰来到荒岛，隐居为了逃避世人与自己的种种情感关系；《哭喊与耳语》中的安娜，在病危之际回忆姐妹们和好如初的时光；即便是《芬》中的教授和主教，在负债累累和濒临破产的时候仍然保持着中产阶级的教养……不是没有物质贫困状况的出现，而是作者关心的不在这些方面，《第七封印》表现被瘟疫吞噬的欧洲尸横遍野，但这仍然不能阻止骑士对神的追问。

　　也正是因此，伯格曼的作品中罕见那种特别打动人的情感细节，比如佩尔生日时父亲赠送的小刀，那里饱含着一个老弱的父亲能给予儿子的所有的爱！在伯格曼这里，即使有情感流露也是在主人公执著于对真理的探究时所体现出的饥渴慕义，或者是冷冰冰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伯格曼作品所蕴藏的，是一种“精英式的激情”。《芬》在伯格曼所有电影中算是最温情脉脉了。

　　宗教问题，伯格曼的信仰品质

　　从来没有一位电影导演可以像伯格曼这样，如此清晰、强烈、精彩而且诗意盎然地在叙事电影中放置宗教探讨和信仰体验。

　　伯格曼为什么舍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克尔凯郭尔说，“我们这个时代尽管有了信仰，有了将水变成酒的信仰奇迹，它也并未止步不前；它还会走得更远，它把酒变成水……”对于没有明确信仰背景的人来说，这个信仰地震的强度往往会被严重低估，或者被认为根本没有发生，因为水一直是水。但对于有信仰经历却不愿止步于信仰的人来说，酒变回水形成的巨大的失落感，灵魂失去了被高举的绝对力量而以巨大的落差跌落下来，脆弱的肉身根本难以承受。这需要真正的勇气。

　　《第七封印》中有人类最终极的疑问，即灵魂归属的痛苦疑问，但仍然“纯真而浪漫”，信仰虔诚，骑士安东尼俄斯·布洛克在面对死神时，有对死亡的恐惧与战栗，有对上帝的怀疑和追问，更有对上帝的敬畏和信仰，对生的意义的从容体验。

　　我反对那种可笑的“宗教三部曲”之类的说法，我认为，接下来的《处女泉》（1959）、《犹在镜中》（1960）和《冬日之光》后面的《沉默》（1962），都是伯格曼信仰品质变化的节点，但肯綮在于《冬日之光》。

　　《冬日之光》的叙事进程完全是按照耶稣生命的最后进程安排的：

　　牧师主持弥撒——耶稣设立最后的晚餐

　　牧师的怀疑、痛苦和无助——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神的沉默和耶稣的瞬间孤独牧师的挣扎和平安——耶稣在各各他上十字架、复活

　　整部影片简洁的文本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基督教话语体系作为参照的互本文。伯格曼把耶稣和神有片刻隔绝的那个短暂瞬间，化身为牧师多马，放大到全片的过程中来。伯格曼得以回到了耶稣受难前的起点，一切叙事进程尽管仍然按照耶稣的主要经历来进行，却完全是一个怀疑的进程。

　　牧师多马跟从了耶稣基督，在影片结尾降服了；也跟从了使徒多马，在影片结尾相信了。可以说这是人的有限寻求得到了一种无限安慰，是人出于对安全感的需要做出的信靠决定；也可以说是伯格曼对于神的一次变相皈依，或者是伯格曼通过多马对神的皈依完成了自己对神的怀疑和远离。

　　“上帝的形象动摇了，我仍未放弃人负载着神圣目的的想法，手术终于完成了。”从宗教到宗教感，这是伯格曼不惑之年前后密集的作品凝结的信仰品质。

　　最后，我们仍须注意，宗教感是一种固执地认为精神大于物质的情感。没有了具体的神，但伯格曼并未失去人应有的敬畏。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右）曾经写道：“不再从事电影工作，实在感到遗憾……究其原因，多数是因为我怀念与斯文·尼克维斯特（SvenNykvist，左，2006年9月20日去世）工作的日子，也许是由于我们俩对摄影十分着迷罢……”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在天堂继续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