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还需要大师吗？

　　伯格曼逝世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不少人震惊的不仅是他的离去，更讶然他竟然还活着——虽然这有些不敬。这个情绪更强化了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感——他似乎只活在过去，活在他早就登上的殿堂中；他被崇拜得太久以至于我们几乎都遗忘了他原来一直与我们同在。

　　而如果没有前几年那部短片《爱神》，安东尼奥尼的去世恐怕也会引起相同的不敬反应。他们都太“经典”了，经典到仿佛已被尘封于教科书中，最终要靠死神来通知大众他们的存在。这不过又一次凸显了那个事实：所谓的电影大师时代其实很久之前就已落幕。

　　是的，大师们早已远去。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淡出影坛20多年了，而他们是在同一年放慢了创作的脚步；1982年，伯格曼以《芬妮与亚历山大》为电影生涯划上了句号，安东尼奥尼则拍了他中风之前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个女人身份的证明》。

　　上世纪50～70年代涌现出来的这一批电影大师，绝大多数人的影像人生也定格在了那个年代。“后大师时代”惟一的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已离去十年有余。费里尼、塔可夫斯基早就被供奉于圣坛之上，新浪潮的主将特吕弗也只是刚刚看到法国新新浪潮的浪尖，法斯宾德在伯格曼告别影坛的那一年就把生命燃烧殆尽；更远一点，异教徒帕索里尼在1975年终结了他的毁灭之旅，而“最后的贵族”维斯康蒂，与达利同时代崛起的路易斯·布努艾尔，似乎真的属于更古老的年代了。

　　当然，侯麦站在了数字革命的前沿，但他的电影几十年如一日地讲述中产阶级的审慎欲望这出道德剧；戈达尔还是一如既往的前卫，不过他对电影语法的破坏、对声画关系的颠覆，使其在70年代完全脱离电影工业的政治电影中结束了最激越的实验；70年代尚未获得册封的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和安哲罗普洛斯也许是少数还在坚持那种经典艺术电影风格的导演，哲学、长镜头，很“大师”，也很符合半个世纪前的特征，近百岁的奥利维拉仍以差不多一年一部的速度拍片，所以也终于熬成了大师；大师的徒弟文德斯、赫尔佐格和贝尔托鲁奇早就告别了“逆子”年代，或重复自我，或保守倒退。

　　也许，惟一的例外是阿伦·雷乃，随着年事渐高，他的心态却变得越来越轻快活泼，今天的他更像老顽童，不知疲倦地尝试电影形式的新玩法，每部作品都洋溢着喜剧气氛，带来不拘一格的新意，让人感到他是真正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师。

　　“大师”这个命名本身就是属于现代主义(尽管这个词现今已经被滥用)，这些导演之所以被称作“大师”，因为他们拍的不仅是艺术电影，而是某一类型的艺术电影。无论他们多么强调电影形式与风格的重要性，在其艺术的核心，深刻的价值关怀从来不缺席。大师作品的共同特点——探讨生命、死亡、时间、信仰、存在、记忆、异化等宏大命题，充满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对传统线性叙事的坚决背离，动用复杂的电影语言表现人的内心等不可表现之物——这些完全可以在乔伊斯、卡夫卡的小说与蒙克、达利的绘画中找到共鸣，也就是现代主义典型的深度模式与纪念碑式的不朽情怀，这种崇高的美学注定要以“大师”这种让人敬畏的“崇高”称谓来命名。

　　这些导演被命名为“大师”的关键，正是他们通过电影艺术的变革用来探索那些叫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在此之前，电影只是文学故事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他们用影像来承载哲学让电影变成了与文学比肩的独立艺术门类。

　　这种高端美学也注定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二战创伤，冷战阴云，经济危机，性解放，中产阶级苦闷空虚，知识分子彷徨焦虑，那一代导演在终极思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之相应，在电影语言上也尽量向诗和哲学靠近。也是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政治与电影空前接近，造就了他们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力，这种紧密联系在1968年戛纳电影节上达到了高潮——戈达尔、特吕弗等率领电影人要求电影节停办、支持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

　　进入80年代之后，经济繁荣，政治对立不再呈现为两大阵营的分裂，知识分子回到书斋，保守主义复苏，享乐气氛弥漫。对于“花童一代”的子女们来说，前辈的努力不过是证明了叛逆终究要结束，那些形而上的追问不过是指向无解的终极，“意义”就是没有意义，生命不过是一场游戏，电影亦然。阿伦·雷乃之所以让人感到他活在当下，就是因为他不再沉迷于时间与记忆的超越性命题，更乐于捕捉游戏的快感。

　　与其说大师已死，不如说“大师”这个称谓失去了生命力；与其说大师时代终结，不如说崇尚大师、膜拜权威的时代终结。艺术电影难道就只是《甜蜜的生活》《镜子》《细语与呼喊》吗？在没有“大师”的今天，电影未必就与思想渐行渐远，未必就越来越缺乏智慧含量，不然齐泽克又如何对《黑客帝国》做出洋洋洒洒解谜一般的深入分析？思考者、艺术创新者、社会批判者、个人表达的迷恋者其实从来就没少过。

　　尽管西方电影大师的时代在80年代已经落幕，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直到80年代才真正沐浴了大师的光辉，而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那个影像资料相对匮乏时期，艺术电影是一种罕见的资源，看大师作品也就成了难得的特权，只有进入如电影学院这样的地方才能充分享有。所以，文革后几代电影学院学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深重的跟随大师梦想之中，从第五代到五代后的青年导演，莫不如此。以至于中国电影的商业类型片至今仍然不成气候。

　　随着影碟时代来临，今天的影迷和新生代电影人更多地把大师影片当作多元电影文化其中的一元，大师情结正在逐渐消退。一大标志或许算《疯狂的石头》(blog)与宁浩这样持职业导演心态的电影人的出现。

　　告别大师，未必是需要过于伤感的悲剧，世界电影如是，中国电影亦如是。 苏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