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重拍《西游记》需要对玄奘重新诠释

　　近来，张纪中导演计划重新拍摄《西游记》，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自己的专业是研究印度学、佛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对一代高僧玄奘以及以他的真实经历为“母题”的魔幻传奇《西游记》，是不能不注意的，也多少下过一点功夫；再加上，近半年来，我又滥竽于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三十六集的《玄奘西游记》，因此，有不少媒体朋友，希望我也谈谈对于重拍《西游记》的看法。

　　首先，我想，《西游记》名列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它的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是经典，《西游记》就必定具备了超越时空和人群的永恒价值和魅力，其实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和可能性。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任何一部经典都逃脱不了被反复阐释的命运，换句话说，假设经典乃是法身，那么，它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接受者心目中必定会拥有不同的化身，其数犹如恒河之沙，不可胜计。所以，我以为，重新拍摄《西游记》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的，《西游记》可以、应该甚至注定要被重新拍摄。

　　其次，我留意到，很多朋友担心，重新拍摄的《西游记》将无法超越多年前拍摄的，风行一时至今仍然不断重播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也很难继逗乐了天下众生的《大话西游》之后别出心裁另掘笑穴。类似的担忧绝大多数是出于善意，但是，先且不说这样的疑虑总难逃“杞人”之讥，就在拍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之前，不也曾经有不少人担心超不过中国经典动画《大闹天宫》吗？实际上，类似的比较恐怕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彼此之间也未必具备可比性。俗话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稍雅一点则有“众口难调”之说，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与唐僧玄奘时代相近，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原籍康居(今乌兹别克境内)的法藏大师在《华严金师子章》里所阐发的“事事无碍”、“重重无尽”，表述的也是相近的意思。既然不存在完全透彻地了解受众需求的权威，那么，只要机缘凑合，为什么不可以多为受众提供一种选择呢？

　　再次，话又说回来，重新拍摄《西游记》，最好还是能够在以往的阐释基础上别开新境，让受众感受到某种新意。窃以为，这实在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个人的观点是，最应该予以重新阐释的正是唐僧玄奘这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无论是电视剧《西游记》，还是电影《大话西游》，都完全接受了《西游记》里的唐僧形象，《大话西游》更是将之“无厘头化”。然而，上述作品的主创人员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无形中也受到了《西游记》的束缚，基本没有跳出吴承恩的掌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以为，重新拍摄《西游记》所必需的艺术灵感的新源头，恰恰就在关于唐僧玄奘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记载之中。有关玄奘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和第二手研究资料，虽然不能说是汗牛充栋，却也实在不能算少了。很多问题，在历史记载中根本就不是问题。比如，玄奘的相貌，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俊朗高个、浅色皮肤、能言善辩、反应机敏，应该是很“酷”的；青壮年时身姿挺拔，中老年时略显发福。这些，都可以由历史资料提供证明，没有太多争论的余地。

　　倘若新的《西游记》有意发掘玄奘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用艺术手段展示凡人／高僧、佛教法师／社会名人、虔诚／权变，等等诸如此类的紧张和冲突，真实的历史资料都能提供不少启发。唐僧玄奘既可以孤身一人万里求法，也能够优游宫廷顾盼自如；他一方面能够团结僧俗高才，共襄译经盛业；另一方面，也未始不会打压异己，迫人夺经……总而言之，唐僧玄奘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恰恰对他，我们最需要予以重新理解、重新诠释。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里高度赞扬了“舍身求法的人”，唐僧玄奘正是突出的代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历史人物毕竟是复杂的。我愿意在此提请重新拍摄《西游记》的艺术家们关注一下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

　　对玄奘的评价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方面来看，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关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同唐王朝统治者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用又有点互相尊重的关系。

　　一方面，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歌功颂德，有时难免有点庸俗。

　　这样的论断是历史事实所证明的。这里面难道不是蕴涵着巨大的重新诠释的可能和空间吗？重新拍摄《西游记》是否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呢？

　　作者:钱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