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专访冯小刚：电影就是这个社会的盲肠

冯小刚(资料图片)

　　三联生活(blog)周刊：你拍《集结号》，是要讲英雄么？我们想知道，你的英雄观是什么？

　　冯小刚：在我看来，还是要尽可能地贴近真实。过去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鼓舞士气，要宣传，对我们来说，或者对华谊兄弟来说，没有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重要任务是让电影的类型更丰富。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

　　三联生活周刊：你理解的真实是什么？

　　冯小刚：电影能够取胜，在我看来，必须要有诚意。如果谷子地这个人很虚假，观众就不能接受。我理解的真实，是要接近常态。我想，一个人面临死亡，面临粉身碎骨，他一定是有恐惧的，有弱点的，你一定要反映出他的弱点。如果他们天生是亡命徒，就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死有力量。我觉得，战争的惨烈或许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物是真实的。故事如果放在今天，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编辑部的成员。整个解放战争的洪流里，解放战争参与的人的数量达到千万，这里运筹帷幄的人才有几个？但真正支撑起战争的是成千上万的人谷子地这样的人。我喜欢刘恒起的这个名字，谷子地，接着地气。我觉得刘恒的这个名字，让我觉得这个人是有根的。

　　毛主席一直在问，文艺到底为谁服务。毛泽东认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但事实上到后来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而不是为大众服务，其实是广告。当然广告也要拍得好。我觉得我们要把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落在实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少说工农兵了，但是我们说大众。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在当时，《英雄儿女》、《董存瑞》那样的电影，也是被观众接受而且喜爱的。包括你自己在内的那代人，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你的谷子地，和董存瑞，和王成，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冯小刚：因为那个时候，观众没有更多的钱，看电影这三个字已经是文化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那时候的观众，他相信这个。现在的观众，比那时候的观众，在这方面差得比较多，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强。那是个特殊的时代，我们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在我脑子里，谷子地不是个特别崇高的人，他是想为手底下的弟兄讨个说法，这是种使命，但是不是我们想的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他只是为了他的47个弟兄。对他来说，事情就是他要证明手底下的弟兄是阵亡，而不是失踪。他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如果我们希望把他的境界拔高，可能会很失败的。

　　如果《集结号》仅仅是部打得惨烈的影片，我不觉得会很好。我觉得它重要的是，是部有情怀的电影。实际上我作为导演，喜欢两种剧本：一种是特别的有戏，比如戏剧冲突特别强烈，特别搞笑；另外一种就是有情怀。在我看来，《天下无贼》和《一声叹息》，就是有情怀的电影。

　　我其实是相信有英雄的，但是我不喜欢我不相信的英雄。我喜欢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在困境里挣扎的英雄。这样的英雄让我值得去拍。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英雄是被困境逼出来的？

　　冯小刚：这些人，所谓的英雄，他也只能当英雄，他不能走，没有选择的权利。要不走，要不被打死，他们没有选择，如果说有选择的话，那也只能是自杀。一个连被打光了，你想。他们内心是种什么想法。

　　我们在这里谈话，别人把我们围在这里要杀我们，我们本能地要反抗。事后我们就成英雄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英雄，他们的价值在哪里？

　　冯小刚：价值在哪儿？你死我活。在电影里其实我们也不想去讨论，历史还没走完，历史还在延续，退后很多年，我们还是要来想，要不要打这个战争。我们还是想要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三联生活周刊：你找到的普世的价值观念在哪里？原著小说《官司》里，杨金远借营长的口，把谷子地的作为归结为他是个死认真的人。电影里，当别人对谷子地说，他们听见集结号吹过了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走？

　　冯小刚：现在的人也有死认真的人，我们不希望拔高。我认为他想走，但是他没有听到集结号。刘恒做过研究，军队里律条非常严苛，走了就会被枪毙。我相信谷子地是最不喜欢打仗的人，虽然他善战；九连的人也都喜欢早点战争结束回家种地。但是只能坚持。这是他的处境。

　　我觉得他很冤，就要把这冤表现出来。我不去想他是不是个崇高的人，是不是个坚持的人，我也不能跟演员说。我只能对演员说，他的处境，他在这样的处境里要有什么反应。我不想说，他在心理上有什么样的涟漪，又思考了什么。这些是观众自己会产生的东西。作为导演，我只是拍了一个我感动的戏。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为什么会被这样的人物感动，而不会为我这样的普通人的命运感兴趣？

　　冯小刚：他有生死。我想到，我要赶上这种事情，会多冤枉啊。我在把我换成他去想问题。他们也有矛盾，那一笔很多人听见，但其实没响过的集结号。这其实就是他们的矛盾。我们很善良地给了他们一个解释，不能死绝。

　　三联生活周刊：你否认那种为了信仰献身的理想主义的英雄么？

　　冯小刚：我只是从我自己想的，我是谷子地这样的人，我周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夜宴》和《集结号》的风格题材差别很大，《天下无贼》和《集结号》差别也很大，无论对你个人声誉还是公司投资都很冒险。你为什么要拍这样类型的电影？和电影环境有关系么？

　　冯小刚：我拍《天下无贼》的时候就开发了这个题材，和现实环境的变化没关系。我希望在我的片库里，翻出来不是都一样。而是有很多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电影，这样才有意思。当然我也有运气，投资人相信我，让我进行不同类型的尝试。一般的投资人，也许不会这么干，出于保险，他会更喜欢导演拍一种类型。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谈话的状态，和我去年做你的访谈时，不太一样。和前几年也不太一样。不那么善谈，甚至有些冷漠。

　　冯小刚：这里有件事很主要，原来有两个东西，我拍电影，原来是为名为利，现在我名和利都有。我已经，没那么大动力，我不是个不知足的人，我觉得已经可以了，还要怎么着？一个人能花的钱是有限了。我的财富已经给我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剩下的，我觉得跟人家比就没意思。我从来没拍过电影，一路摸索着拍，拍到现在，我觉得也行了。我小时候家里不富裕，生活很紧张。但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想投资的愿望，人一知足啊，干活就特没劲。

　　《集结号》，刘恒写了很好的剧本。现在我觉得，人家写一剧本我去拍，挺好的，自己写剧本，我就有点……。《贵族》的剧本是我自己写，但这是因为我的东西别人一般摸不着脉搏。我现在不太再想费脑子。拍《集结号》，我觉得不太费思量，但是费体能。拍片子把我拍伤了。《集结号》看景的时候，一边看景，我一边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啊。

　　三联生活周刊：和《夜宴》带给你的满足感有关么？我一直记得，去年做访谈时，你说，这是个势利的社会，跟它较不过这劲来。现在显然你不较这个劲了。

　　冯小刚：拍《夜宴》之前，我也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观众群，拍《夜宴》之后，很多广告客户来找我，这多势利啊——我其实《夜宴》之前就能拍啊。

　　但《夜宴》，让我发现：这个社会，你说你有能力，你的能力必须让大家看到，没有沉底的怀才不遇的人。文革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有，民间散落着很多人才，不为人知，但现在我觉得，你有本事就一定能冒出来。

　　我觉得拍电影这事，不能把他看得太大。说白了，没多大意义。你就是回回卖两三亿，连卖10部，也不过30亿。但现在，跟我同龄的人，他们的公司市值几百个亿的人，有的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对就业，经济发展，生活贡献，比你大得多。你就是一乐。大家觉得，需要休闲一下，就看看你的电影，被电影感动一下，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说白了，电影就是盲肠，连扁桃腺都算不上。盲肠可以被割掉，扁桃腺还能当个晴雨表，但实在不行也能割掉。我觉得新闻可能是扁桃腺，电影就是盲肠。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意思是你的一辈子就在为盲肠工作？

　　冯小刚：对，我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很轻松。农民不养猪，国家就真不行了，但是电影人不拍电影了，日子还照样过。

　　三联生活周刊：有点悲观。

　　冯小刚：我这真不是悲观。是认清楚自己，干的事到底是什么位置。电影就是一个消遣，拍得多正的电影也是一种消遣。天天穿着很随性的衣服，那很舒服。但忽然有一天人家结婚，你要当伴郎，不得穿西装么？当然参加婚礼也是娱乐。

　　三联生活周刊：这话有所指么？

　　冯小刚：那个，不是。

　　三联生活周刊：《集结号》在审查尺度上的突破其实让人惊讶。

　　冯小刚：我觉得电影不会让社会翻船的。我觉得，有时候，电影审查部门把电影看得太重要。大部分电影就一两千万的票房，那才几个人看？你拍成什么样，他也翻不了天。谁会认真呢？这就是一电影。

　　我觉得，我现在的态度是最积极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把娱乐最好。娱乐是什么啊？桑拿、夜总会、歌厅，都归文化局管。连报纸都不归文化局管。我觉得这就对了。我原来特别想拿一个奖，但现在，我拿个奖又怎么了？不如一个亿票房，让大家消遣了，就积了德行了善。我跟你说，挣多了钱，人的心态就好了。别老像战士。拿起笔做刀枪。当然还有好多人说，我愿意把这事当成神圣的事，也挺好。这社会就是，谁想怎么干都行。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集结号》会成为中国的《生死谍变》么？

　　冯小刚：生死谍变，牵动的，是韩国人的那根筋，题材太敏感。集结号不是这样的东西，也就是丰富了大片的类型。就好比你们杂志也能存在。整个来说，我觉得时代还是在进步，环境肯定不是越来越紧，而是越来越松。肯定不是说能跑起来，而是小步小步的走，有时候，过分较劲，也未必好。记者/马戎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