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艳照门，同情也是一种道德

　　作者：景凯旋

　　秋风先生是我所尊敬的学者，但读了他谈“艳照门”的文章(2月16日A02版《艳照门中的自由与道德》)，就所涉自由和道德的关系，有些不同看法。首先，秋风先生认为那些为女明星辩护的人士是不宽容别人的评价，违背了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是对权力者而言，如果争论双方都没有倚仗权力话语，这恰恰是言论自由的表现。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批评女明星的人在自由与道德的关系上，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澄清，更多的是谩骂。

　　我始终认为，在道德问题上，应当分清公德与私德。公德容易界定，以不公开触犯社会利益和价值观为限。私德的界限划在什么地方，却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若在公共场所裸奔，肯定是无视公德，但在自家房间里裸体，就很难说了。对于两情相悦，古人尚言“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blog)者”。在床帏之中，一个人如何遵守德行，历代的皇朝都无计可施，只有“文革”中亲人的互相监督，公安的随时检查，庶几能做到。因此，仅就实际操作性而言，私德也是个自律的问题，不是他律，能管住一个人行为的只有他自己心中的道德律，而不是旁人，否则以群体名义侵犯个人的事情就会再次发生。

　　现在的问题是，明星裸照一旦流出来，这私德就变成了公德。群情汹汹，自然也有他们的道理。但话又说回来，这难道不应当归罪于那个始作俑的传发者？是他在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而不是那些女明星们，因为这不是她们自己想要公开的，她们也是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怪只怪她们太不谨慎，但不谨慎却不能说是道德问题。现在倒好，没有人谴责最初传发照片的人，他成了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揭穿了女明星们的“虚伪”和“堕落”，将公众利益变成了可以侵犯个人隐私的自由。

　　我并不想替这些女明星们辩护，但我却与秋风先生的看法不同，秋风先生的观点是，一个人可以愉悦地观看这些照片，事后仍能以“公平的旁观者”角度予以道德批判；我的观点是，一个人可能观看了这些照片会产生反感，事后却会对女星们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抱以同情。同情的意思就是也许不赞成她们的“虚伪”和“堕落”，但能理解这是常人的弱点。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设想，那些女明星们现在一定会为裸照的公开传播而感到痛苦。如果认为她们不会痛苦，那人心就太可怕了；当然，如果她们果真不痛苦，那所有的同情在这里都是多余。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件典型的公众侵犯个人的事件。

　　由此想到鲁迅先生的《论“人言可畏”》。当年阮玲玉()自杀，虽说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她与已有妻室及情人的大商人同居，这种复杂的私生活导致受人欺负，又遭社会疵议，无疑才是悲剧的成因。但鲁迅的文章没有从私德立论，而是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阮玲玉自然是一代明星，其名声不下于张柏芝( 听歌)。不过，鲁迅对事件的是非标准，却与我们许多人不同，首先看她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而不是看她是否公众人物。在鲁迅看来，阮玲玉虽然“颇有名，却无力”，所以值得同情。同是公众人物，权势者可以保护自己，女艺人就不行。尽管她们平时风光无限，在男人中心社会，她们仍是弱者。

　　若说鲁迅是漠视私德，今人未必就比鲁迅更加高尚。只不过在鲁迅那里，私德与公众强权相比，不是第一义的东西，人们也无权干涉一个人的私德。何况在中国，也并不像亚当·斯密所说，只要“公平的旁观者”认为正当的事情就是正当的，因为英国有宗教宽容的底子，相信最终的审判权在上帝，而中国的旁观者多是陪审员，相信自己就可以作出裁判。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缺乏同情。而同情也是一种道德，而且在道德的排序上居于前面。本质上说，我们都无权对他人的私德作出严厉评价。如果一个人的私德成问题，能够裁判的不是我们，而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那个最后审判，就像老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扉页上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作为一个作者，他对安娜的私情却是抱持同情的，不认为自己有权谴责她。这是这部小说的悖论，也是人类道德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