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濒危”的京味剧作家

　　作者:解玺璋(blog)

　　随着《莲花》的上演，京味戏剧再度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所谓京味戏剧，应该是指那些以北京的城与人为角色，以北京地方语言为表现手段，书写京城的世俗生活和社会变迁，而独具北京气质、风格、情调、意味等审美形式的戏剧。

　　老舍先生是京味戏剧传统的开创者，他的《龙须沟》和《茶馆》则分别代表了这一传统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负载着历史所赋予的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将北京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有意味的审美形式，将这个去政治化的故都形象还原为可以感知的风土人情和物化的历史记忆。其后来者，都是这两个方面的延伸和展开。前者有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苏叔阳的《左邻右舍(blog)》以及前几年的《万家灯火》、《金鱼池》和《北街南院》，后者则有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和郑天玮的《古玩》。邹静之(blog)的《莲花》也应该属于后者。

　　京味戏剧正走下坡路

　　京味戏剧有其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尤其是在北京人艺的艺术传统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说到京味戏剧，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北京人艺，其他剧院没有这个传统，也不具有这种能力。但是，近年来，京味戏剧的创作却在走一条下坡路。首先是数量很少，像点样的作品就更少，至今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达到《茶馆》或《天下第一楼》的水平，没有一个人物能像王利发或卢孟实那样，以其独特性和审美价值长久地活在观众的心里。

　　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应该归结为剧作家的稀缺和现有剧作家创作力的萎缩。老一代像苏叔阳、中杰英(《北京大爷》编剧)已经无力再写，而中间一代，像李龙云、过士行、邹静之，正是京味戏剧创作的中坚力量，但他们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李龙云前几年尚有《正红旗下》和《万家灯火》，这几年则略显衰微，特别在离开北京人艺之后，京味戏剧的创作，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过士行以“闲人三部曲”(《鸟人》、《棋人》、《鱼人》)赢得了作为京味戏剧家的声誉，但其后来的“尊严三部曲”(《厕所》、《活着还是死去》)却另辟蹊径，不再走物化北京历史记忆的路子，转向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以及对这种境遇中人的尊严的关注。他的笔下依然是北京城和北京人，但意味不同，也很难说还是京味戏剧。

　　谁还玩得转京味戏剧?

　　邹静之在戏剧创作中算是新人，《莲花》是他的第二部作品，此前他还写过一部《我爱桃花》，但并非京味戏剧。尽管如此，邹静之对于“京味”却绝不陌生，他有过许多创作京味电视剧的经历。所以我们看他的《莲花》，无论是语言、环境、生活氛围、细节描写，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就京味戏剧而言，都到了游刃有余的境界。

　　邹静之的难得，就在于他是目前可见范围之内惟一一个有可能也有能力坚持京味戏剧创作的人。应当承认，近年来，北京的戏剧创作还是相当活跃的，各种戏剧演出也不少，但在这些演出中几乎没有京味戏剧，甚至没有类似的苗头。我们因此看到了一个事实，在所谓60后之后的写作群体中，至少目前，还没有可以创作京味戏剧的作家。郑天玮已有若干年不见新的作品，似乎是不打算再写了。

　　这也说明，成就一个京味戏剧作家是多么的难！这样的作家基本上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这个城市“熏”出来的。没有几十年的熏陶濡染，是成不了京味剧作家的。80后可以写小说，可以写散文，但他们一定玩不转京味戏剧，将来是否玩得转，也还很难说。

　　京味剧作家是熏出来的

　　京味戏剧的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语言的一般性把握，更需要缔结一种城与人的精神契约，需要作家与北京的文化认同。只有这样，作家才能从骨子里抓住北京人的精、气、神，才能赋予所谓北京话生命的质感。著名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提到过“北京以其文化力量对于作家创作思维的组织，对于他们的文化选择、审美选择的干预、引导，以至对于从事创造者个人的人格塑造”，她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且在不觉间发生的。他们创造了‘艺术的北京’，自身又或多或少是北京的创造物；在以其精神产品贡献于北京文化的同时，他们本人也成为了这文化的一部分。”

　　这是京味戏剧难写之处，也是致力于京味戏剧创作的作家难以出头的原因之一。所以我才说，京味戏剧作家面临着断档的危险，这绝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北京城的消失以及城市的迅速扩张，新的移民的大量涌入和旧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不仅将使北京丧失其“味”，而且最终将丧失生长这“味”的土壤。无论高兴也罢，伤心也罢，这个趋势都将是不可逆转的。这意味着京味戏剧或者因固守传统而绝迹，或者与时俱进，参与到新北京文化意味的创造之中。在这里，新京味戏剧将是新京味的创造者，同时，它又受益于自己参与创造出来的新京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新京味戏剧或者不该过分沉溺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想象，更不该过多地将历史传统改写为可以玩味的风土人情或物化记忆，它所创造的应该是新北京人对于新北京文化的体验和感受，而新一代京味戏剧作家在经历了这一番蝉蜕之后也许将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