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剧需要彪悍的人生

　　去年我系(指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生，一位腕级编剧汪海林就找我参加编剧自发组织的维权活动，那时候参加会议的二三十人，最后签名也不过三十左右，我的许多同事还顾虑重重，生怕签名后被资方记恨，记得我签名后在同事煽乎下也有一丝后怕；总之那次活动有点自生自灭，影响甚微。今年这次维权活动好象变化很大，参加人数多，而且社会各方也关注，不知道是否与美国编剧罢工有关，总之，编剧地位受到社会重视无论如何是件令人欣慰的大好事。

　　我是2000年入行的，至今不到八年时间，期间也是辛酸苦辣百味俱全。其实相比那些刚出校门的学生，资方对我们这些艺术院校教授级别编剧还是比较客气的，但行业内约定俗成的对编剧的不尊重是普遍性的。一旦一个项目出现什么问题，最先和最容易受损害的一定是编剧。

　　2002年，我给中国电视剧制作总公司写一个叫《心灵风暴》的系列电视剧，我按照合同规定时间，辛苦写完十集剧本，结果投资方因为各种原因项目下马，我连个退稿费也没有，只有数千元订金，最可笑的是，这个没得到退稿费的剧本版权居然还是资方的。

　　但这家公司毕竟属于央视还算讲脸面，一些无良小公司就相当恐怖。2006年夏天，我替大学同学李东东出庭作证，帮她向一家影视公司追讨所欠两万元稿费。李东东赢了，我竟然接到这家公司老板无数短信和电话谩骂，虽不至于像本次维权会上那个小女生受到的人身威胁，但电话里也是脏话连篇，并扬言：我今后的日子可有事儿做了！他要到中戏到圈里去宣传我是如何没有道德！卑鄙无耻！总之他要如影随形跟着我，恶心我。原因是我做了证人，让他赔了两万元钱。

　　那是在《幸福像花儿一样》热播后，我已是知名编剧，在这些所谓老板眼里，尚且没有丝毫人格尊严可言，可想而知，那些初入行的年轻编剧处境会如何险恶。

　　汪海林同学告诉我，他和阎刚同学曾经为追讨稿费，不得已动了拳头，结果讨回稿费，但稿费全付了医药费。我笑称，看来在中国当编剧必须会功夫。

　　在我系，教师们郑重告诫将入行学生的，往往并不是一些编剧技巧，而是入行数戒，比如不能跟一些无良公司合作，比如签合同一定要保护自己利益等等，但我们也知道，所谓无良，所谓细研合同都不能百分百保证编剧利益，因为，在整个行业内，编剧地位实在很低，不要说跟美国比，就跟韩国、日本比也是天差地别。我一些圈外朋友问我，看韩剧觉得编剧很有权力，想让谁演就谁演，让谁导就谁导，我听着都像做梦。

　　当然也有一些很强势的编剧，不仅那些已有品牌效应的名编，也包括一些年轻编剧，但这类编剧都有特点，社会能力很强，有广泛的人脉关系，有上蹿下跳的精力，总之彪悍人生无需理由；但如果你只是一个老老实实会码字的编剧，你就得像我一样，忍受种种不公平待遇，经历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坎坷之路。

　　在我看来，如果编剧更多精力用在人际关系上，社会活动上，对创作其实是有伤害的，所以我觉得当前中国编剧若要真正维权，首要一点应有行业规范，即有法律来保证编剧权益，就像《劳动法》那样，你做到哪一步，就拿到哪一步报酬，而不是靠写剧本以外的能力去拿到它。

　　娱乐圈里总是喜欢捧些超女超男，但整个编剧行业地位提高，绝不只是靠几个明星编剧能完成的。

　　我最羡慕的是美国那种编剧工会，创作本属个体劳动，一个个分割开来非常孤立无援，一旦团结就会形成力量，就会让你的甲方不那么敢轻视你。

　　总之目前中国影视业，编剧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前时央视一个编导对我说，现在观众也开始知道编剧了，看一部戏都会说，谁谁编的……

　　真那样，中国影视业有福了。

　　□王宛平(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金婚》《甜蜜蜜》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