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二十四城记》：“标准件”的变迁

    首先要问的这是部“纪录片”还是部“故事片”？ 论形式，这种大段的对话，固定的机位，打光均匀的场景，几乎就是纪录片的处理方式。影片的清晰度，带来的感觉更像一部地方电视台的专题片，而不是承载记录的胶片，至少第一印象如此。

　　但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虽然它很像，毕竟那些接受采访的大都是真正的市民。但是，当吕丽萍( blog)作为我们熟悉的职业演员出场时，关注点就突然变成了“她演的像不像？讲述的回忆是真实还是虚构？”其中最漫长曲折的一段回忆属于陈冲(blog)，最朴素的自责源于吕丽萍，但最美的镜头却留给了赵涛(blog)。一种社会形态的逐步开放，也伴随着某种价值观的消逝。这种消逝的必然结果，就是所有的结局最终都落在了“反思”上。

　　一段段采访组成了这部影片，不厌其烦对话就是要道出一个时代的变迁，每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感受。除了三段女性主角的回忆，另外几位不同年龄段的男性访谈者，则从侧面提供了另一种价值追求。重复性劳动带来的是人的机械化，个体塑造性的丧失，这是作为主持人的赵刚所无法认同的。而作为父辈和祖父辈的老工人，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人格“标准件”的打造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迟到”这种“毛刺”都无处可寻。

　　影片在音乐中传递着熟悉的时代感，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有时直接用话语来恢复这些仅存的声效，带来一份伤感。兵工厂，支边，大院，劳模，拆迁，新楼，每一个词语都是一代人的标签，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断代史。《二十四城记》里诗句的选取，也使得这种特定群体的变化，浓缩为一种预言。而这预言的巧合，我想已经不用再说。“成都”，这个中国西南部的城市，已经在这个星期内充满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如果只看影片本身，如果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同样会有西方观众被打动。而对于我们这些中国来的记者们，又怎能在观影时不去联想同胞身处的灾情，这厂房的倒塌，何止是人力的所为。

　　在新闻发布会上，贾樟柯站了起来：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能用一分钟的时间来默哀。

　　董铭(blog)，2007年5月17日于法国戛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