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我的国家和我的同胞

　　当贾樟柯在戛纳记者会上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历史，也就是如何面对过去”的时候，我心里吃了一惊。我想每一个认真思考过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会对贾樟柯这句话产生共鸣。中国1958年到2008年这段历史，能否面对，能面对多少，以及怎样面对，是个何等恼人的问题，这其中的伤痛哀怨，让多少人扼腕，而对于“我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这种普遍家国情怀的表达，《二十四城记》和其他民族既有的优秀作品相比，又能有何创新超越之处？这些都让我对影片《二十四城记》产生好奇和期待，况且更为特殊和巧合的是，《二十四城记》镜头下每一秒钟描述的对象都是成都，而这个城市刚刚遭受一场举世震惊的地震，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影片里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过去？

　　面对过去是困难的，因为过去和超现实一样，既不易扑捉，又适于任人胡说，但不面对过去，又是多么不明智，一个不能理性面对过去的民族，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现实，也不可能把握将来。

　　面对过去是必须的。

　　但对当代中国是艰难又迫切的。

　　那么，如果贾樟柯要面对过去，他面对的“过去”究竟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时代，是群体还是个体？

　　贾樟柯通过《二十四城记》回答，过去，是个人经验，是那些“必须去聆听才能了解的个人经验”。

　　影片以罕有的个体角度以及个人福祉角度考量了中国当代史，错综复杂、血泪交织的当代中国近50年历史在这里不再着眼于宏大叙事，而是着眼于一个个脆弱美丽的血肉身躯—— 那些普通的工人，他们的青春和衰老，一段段无法弥补的遭遇。贾樟柯《二十四城记》是一部工人阶级的悲歌，一部劳动者的悲歌，它每一秒钟都饱含着泪水，洒向的都是“我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

　　“《二十四城记》是一部关于420厂的记忆。1957年为避朝鲜战争，420厂从沈阳迁至成都。这家造飞机的工厂，属于国家直管的军工厂，最多时有三万工人、十万家属。工人无论来自天南海北，不管是从上海分配过来的，还是成都本地的，到了420，就得讲厂话，即东北话，形成了一种很独特又很封闭的工厂文化。420厂地处成都市二环边上，占地四十亩，以前叫东郊，现在则是非常中心的地带，2008年工厂再度搬迁，原来的厂区被房地产公司买下，新开发的楼盘取名‘二十四城’。”

　　《二十四城记》以一个成都国营三线军工厂为背景，讲述三代工人生活的变迁，用纪录和虚构结合的方式，温暖而又锋利的描画了大时代背景中一个个被生活侮辱与损害的谦卑善良的灵魂，从而完成了一部工人阶级的群像史诗。更为可贵的是，陈冲(blog)在片中现实和虚构相交合的角色设计(陈冲在片中扮演一个因为长的像“小花”而被叫成“小花”的上海女工人)，通过其出色的表演，令一部记录片在真实与虚构的交汇中碰撞出眩目的光华 —— 真实还是虚构，借着艺术达到了“真”的高度，模糊了分界；而电影的结尾，当“过去”一一呈现的时候，“现实”突然像一个成熟的婴儿一样随着赵涛(blog)的台词诞生，“我一定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给我爸妈在二十四城买一套房子”，用贾樟柯自己的话说，是赵涛这句即兴的台词，让他理解了中国的现实—— 正是因为过去的体制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当下的中国才会有那么强的拜金气息，正是赵涛这句话，“让我理解了我的国家和我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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