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志刚

　　索尔仁尼琴去世了，89岁，这个用一生的时光批判世界的人，这回永久地闭上了嘴巴。不知道，在最初的纪念和致敬热潮之后，除了他那些书，以后会有多少人还记得他那些执拗的批评。

　　对绝大部分读者(或者并非读者只是偶然听说过索尔仁尼琴的人)来说，以《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第一圈》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基本上就代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全部，此后的几十年则基本是空白———虽然对作家本人来说，他的一生可远远不止几本书这么简单。同样地，对绝大部分读者来说，索尔仁尼琴乃是一个流亡者：被祖国放逐，对西方则格格(听歌)不入，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回到莫斯科之后，索尔仁尼琴扮演的也依然是一个批评者的角色———人们很容易赞美作家不屈的批判精神和他曾经作出的种种斗争，却很少想起索尔仁尼琴的批判到底为何。在标签化的理解当中，索尔仁尼琴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带头人，是坚持自由精神的叛逆者，当然，他确实做了这些事情，不过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还是一个在西方流亡了几十年却拒绝学习英语的人，一个对西方世界抱持明确批判态度的人，一个坚信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人，一个坚守俄罗斯宗教传统的人———其实，就像他那些厚厚的书一样，索尔仁尼琴对历史和现实的批评，哪怕是曾经最激烈的批评，其核心都是来自过去，来自传统。

　　这样的一个索尔仁尼琴，其实是个孤独的人。虽然晚年的索尔仁尼琴获得了无数荣誉，更得到了祖国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他晚年所写的那部《崩溃的俄罗斯》，发行量不过区区5千，而他希望回到俄罗斯传统的一次次谈话，人们更是充耳不闻。似乎，世界对索尔仁尼琴的认知，已经完全停留在了《古拉格群岛》的时代，而他的逝世，则不过是活化石正式成为化石的过程而已。看着晚年的他一次次获奖，看着他去世之后梅德维杰夫总统和布什总统的迅速反应，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已经完全成了一种象征。

　　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文章(听歌 blog)都喜欢引用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获奖原因：“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真实的原因其实并非如此———这和当时苏联政府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们把索尔仁尼琴赶了出去。但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读索尔仁尼琴的书，却会发现，瑞典皇家科学院当时是有道理的，索尔仁尼琴心里，最重的就是道德两个字，而且还是最传统的那一种。

　　对俄罗斯，索尔仁尼琴去了又回，对西方，索尔仁尼琴则是个完完全全的过客。回到俄罗斯之前，索尔仁尼琴曾经向人们展示他保留了几十年的苏联护照———这是他和故土精神相连的证据。但真正的现实是，没有多少人关心索尔仁尼琴心里的那个故乡，也没有多少人在乎他本人的精神所系，他流连于传统的种种呐喊多多少少都被过滤，剩下的，无非是一段历史的证词而已。

　　索尔仁尼琴是个勇者，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一再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最后20年，在明明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明明知道自己那个精神家园已经不再之后，老作家依然坚持，这份勇气是令人钦敬的———即使他关于俄罗斯精神的种种说法，人们未必能够赞同。如今勇者安息，留下的惟有文字，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心怀敬意地轻轻翻过这一页，然后祝愿，索尔仁尼琴所批判的那些，不要再次重演。